在西藏民主改革40周年前夕，我专程去了日喀则地区江孜县江热乡的班觉伦布村，这里过去是西藏大贵族帕拉的庄园。访问了该村的几位农民，将他们的谈话实录下来，让大家一起来倾听一下西藏农民发自内心深处的想法。

　　我这一辈子也知足了

　　我叫格登桑姆，今年80岁了。说起我这一辈子，真是酸甜苦辣什么味都有。我生在班觉伦布村，因为妈妈是帕拉家的朗生（奴隶），我一生下来也就是朗生。我的父亲是谁，长得什么样，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小时候我一直和母亲住在又黑又潮的朗生屋里，妈妈为帕拉家织氆氇，每天天一亮就到庄园里干活，早晚由主人供给两顿糌粑糊糊，这是一种用最次的糌粑，里面放上水和盐煮出来的，因此叫“吐巴朗木松”（意为三样东西煮成的粥），中午自己带糌粑，主人供给清茶，午餐一个小时，然后就一直干到天黑。干活时，领主和管家经常在旁边监督，又骂又吼，动不动还打人。我妈一年才有13如克（约合208公斤）粮食和一卷下等氆氇的报酬，粮食是领主仓库底混有杂草泥土的陈粮，除掉不能吃的，真正可以磨糌粑的只有一半左右，那一卷下等氆氇，用现在的眼光看只能做藏靴的衬料，当时也只够做一件最次等的藏装。就是这么差的氆氇，常常也要用来换粮食吃，不可能每年做新衣服。我就是靠妈妈的这点收入养大的。

　　我长到13岁，就算成年朗生了，开始到庄园里干各种杂活。后来领主扎西旺久的姑妈吉尊古雪看中了我，让我做她的佣人。吉尊古雪在重孜山沟的一座尼姑寺出家，不怎么回庄园，我就跟她常年待在寺庙里，每天跟她念经。吉尊古雪是出家人，不能结婚，也不让我和男人接触。我28岁的那年，和庄园里的一个做藏靴的男朗生相爱了，开始偷偷约会，后来怀了孕就藏不住了，领主和姑妈都动了气，吓得我爱人连夜逃到了康马县，再也没敢回来。民主改革后，我打听到他的下落，他在那里成了家，不可能再回来了。29岁那年，我终生难忘，我生下了一个女儿，产后5天，管家就让我去干活，我带着小女儿去庄园捻羊毛，没几天让主人看见了，嫌孩子太脏，不许带在身边。那时我母亲已经60岁了，不能再给领主干活了，就到江孜去帮人织卡垫和氆氇，但每年要给领主交40两藏银的人头税，有时还得回庄园干几个月活。我只好把女儿送到母亲那里，女儿一走，我心里空落落的，乳房让奶水涨得使我睡不着觉，一直痛了两个月，加上产后体虚，病了很长时间，刚能起来，就又给领主干活去了，而且早晚还要多干一会儿，把生病耽误的时间补上。女儿7岁那年，母亲去世了，女儿回到了我的身边，开始为主人干活。女儿一直埋怨我抛弃了她，跟我亲近不起来，直到现在，我们母女关系都不好，女儿怨我，我又去怨谁呢？

　　我41岁那年，也是终生难忘的，民主改革使我们这些世代奴隶翻了身，我和女儿分了16克（亩）的土地，一间大屋，3只羊还有其他一些东西。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干过农活，开始也很艰难，幸好政府又给农具，又给种子，还帮我们组织了互助组，后来慢慢学会了农活。女儿结婚成了家，但我们关系总不好，时常吵架。最后只好分开来各自单独过日子。

　　68岁那年，我也终生难忘，乡里建起了敬老院，我和全乡4位孤寡老人一起搬了进去，成了“五保户”，和我一起进去的人中，就数我年龄最大，但他们一个个都像风吹走了一样，现在这么大的一个院子就剩下我一个，县民政局每年给我300多元钱，用来买衣服、酥油和日常用品，我吃的糌粑和烧的燃料由全乡9个村轮流供给。村里各家轮班，每天都有一个人来照顾我的生活，还要提一壶酥油茶来，村干部们带头，我的日子过得像以前领主一样，领主还不可能有这么多人侍候，也不可能喝遍各家的茶味。我自己的财产只有一只小锅，其他东西都是政府给的，乡里还免费给我装了电炉。每年藏历年时，乡里村里的干部都来看我，有时县里的“本布啦”（长官）也来，给我送茶叶、酥油、羊肉、衣服。我的眼睛不太好，经常到乡卫生院和县医院看病，我看病不用花钱，连挂号费都不收。

　　我已经活了80岁，命够长的了，这辈子当过牛马也做过人，到晚年这么幸福，全托共产党的福。我每天都念经和摇转经筒，有时还到江孜转林廓。其实我不太信教，只是侍候吉尊古雪时养成的习惯。去年我觉得一个人呆在养老院太寂寞，让村长派人把我送到江孜尼姑寺出家，后来觉得那里的生活太清苦了，又让村长派人把我接了回来，还是当五保户舒服，反正政府的政策是宗教信仰自由，我可以出家也可以回家。这么多年来麻烦村里的乡亲和干部不少，我心里很感激大家，比起我的母亲来，我不知好了多少倍，现世就让我知足了，有没有来世我都无所谓。

　　我是铁匠的后代

　　我叫拉巴，今年39岁。我们家是祖传铁匠，在过去是最低等的人，被别人叫作“黑骨头”，说我们的血和骨头都是黑的，谁要和我们多说一句话，喝我们一口水，就要倒霉。因此在过去，我们家就一直带着一顶破帐篷到处流浪，有活就干活，无活就乞讨，像野狗一样被人赶来赶去，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家的祖籍在哪里。我父亲是一个很优秀的铁匠，特别善长做藏锁，他打制的铁器一些大贵族家都喜欢，但照样受到歧视和虐待。我母亲说，那时候生病最可怜，饿着肚子躺在破帐篷里，能熬就熬过去，熬不过去就死路一条。一听有人走近就紧张得直哆嗦，生怕有人来赶来骂。那时我父亲常给大贵族帕拉家干活，所以班觉伦布村是我们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听父母说我有个哥哥，叫阿贵，聪明机灵，很小就让领主要走了，让他和领主养的猴子一起玩，和真猴子一起爬上滚下，逗主人开心，领主给他取名叫人猴。藏历年前后最冷的季节，领主为了取乐，常把他丢在水沟里洗“黑骨头”，从庄园前门一直漂到后门，捞起来时已快冻死了，再用火烤过来。稍大一些就给领主做送信跑腿一类的杂活，经常挨打受骂。现在听说他在林芝的一个农场工作，我是后来出生的，从来没有见过他，我们兄弟俩至今也不认识。我出生的那一年，正好赶上民主改革运动，我们一家当时正在流浪途中，听说领主被赶跑了，穷人翻身得了解放，要分领主的土地和财产，我们连夜赶到班觉伦布村，果然分到了土地和房屋，从此我们结束了流浪的生活，在班觉伦布村定居下来。

　　我们是外来户，又是铁匠，不擅做农活，在村里还是受歧视。我父亲在文化革命中是积极分子，带头破四旧砸寺庙，也让一些老年人反感。我14岁那年父亲去世了，母亲身体不好，两个妹妹年龄小，我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吃了不少苦。18岁那年我入赘到外乡，后因感情不好离婚回家。在别人介绍下，1984年我和次仁结婚，她家祖籍是克什米尔那边的，父亲是铜匠，也是低贱血统，我们可谓门当户对，感情特别好。1987年我从母亲家里分出来单过，家里给了我们4亩地，村里后来又给了我们一些地，开始有8亩，现在有了15亩地，可是全家5口人全要靠这些地生活还是比较困难，我们自己又没有大牲畜，劳力也不行，农忙时请一天畜工就要12元，只有靠副业来维持生计。我妻子很能干，她看到当地妇女喜欢花色鲜亮的腰带，传统的羊毛染色腰带成本高，她就从县城买来好看便宜的晴伦线，自己编织，一天能织15条左右的窄腰带。买30元的线，能织60条，每条售价4.4元或换4斤青稞。宽腰带一天能织4条，图案复杂的能织3条，30元钱的晴伦线能织11或12条，每条卖16元或换16斤青稞，由我骑自行车去推销。这样，我们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还换回了不少现金。我每年冬天还去打狐狸，主要用夹子，一个冬天能打十三四只，皮毛最好的一只能卖300多元钱，差点的也能卖100多元。但这是杀生行为，名声不好，我自己也因此不去寺庙，只是有时转一转林廓。

　　从1995年开始，我妻子做上了旧货生意，从乡下农户手里收购珠宝首饰，拿到日喀则、拉萨去卖，一年能赚4000多元钱。我又重操祖业，干起了铁匠活，周围5个村的镰刀、马掌都是由我打制和修理的，一年能赚五六百，出去干活，别人还管饭。但我大多数时间还是在家里干活，要兼顾农活和家务。去年我们推倒了两柱（每柱约16平方米）旧房，盖起了5柱新房，墙上都贴了塑料布，还做了两对藏柜，买了两口大箱子，一个佛龛，又买了一台电视机，生活是越来越好。过去我们家穷，老让村里人帮助，没少要政府救济，所以总有点人穷志短，别人当面不说什么，背后教孩子别学铁匠，也不让他们和我们的孩子玩。我15岁的时候在江孜达玛节上赛马得了一个第二名，给村里争了光，得意过一次。现在我勤劳致富，也让村里人刮目相看，再也没人说拉巴不会过日子了。我盖房时，全村都来义务帮工，都吃了我家的饭喝了我家的茶，这说明乡亲们真正看得起我。本来人都是吃麦穗长大的，没有人吃麦杆长大，应该互相友爱，互相尊重，但首先要自己争气。我的身体不太好，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死之前，能让3个孩子都考到内地去读书，将来体体面面的做个有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