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与李绍明教授、张骏逸先生 (从左至右) 的合影。

 　　1997年，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上，陈庆英教师向我介绍他身边的一位先生说：“这是张骏逸博士。”这就是台湾前“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张骏逸先生？不高的个子，说话微微带有南方口音，自信，得体，还有些幽默。第二天，我们碰巧都要去北京大学附近的风入松书店，便一同前往。他对书店很熟悉，还有书店赠送的打折卡，看得出，他是“风入松”的常客。他在书店选购了很多书，并提着书到邮局去邮寄。看着他满头大汗地抱着厚厚一摞书离去的背影，我很难将他与那个委员长的官衔联系在一起。看着他做学者做得那么潜心，那么怡然自得，真想问问个中原委，但初次相识，不好冒昧。

　　两年后，在西安召开的海峡两岸藏学研讨会上，我再次见到张骏逸先生，便主动提出，“能找一个时间谈谈吗？就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恐怕不够，咱们分段，见缝插针地谈好吗？”他回答。

　　我知道，作为台湾藏学代表团团长的他，工作很忙。当我们的话题谈及藏学研究和所谓“西藏问题”时，他便决定取消了夕阳下与学生共走西安古长城的活动。

　　张骏逸先生1950年在台湾出生，祖籍湖南长沙。他在台湾念完硕士研究生以后，赴美留学，取得美国印地安那大学博士学位。回台湾工作后，他前后在“蒙藏委员会”工作6年，担任委员4年，委员长2年。现在是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系主任、教授。

无论是做官还是做学问期间，张博士在藏学研究方面都是卓有成果的。在近十年里，他先后有数十篇藏学研究论著问世。诸如“乾隆末年西藏与廓尔喀军事冲突始末”、“美国的藏学研究方式”、“蒙藏早期关系探讨”、“西藏画卷艺术”、“宣政院与吐蕃”、“美国在西藏问题上的角色分析”、“中国历朝主权在西藏的继承及确立”、“古格擦擦的艺术特色”等等，涉及到政治、宗教、历史和艺术等多个领域。此外还有多篇英文论著和关于西藏问题的演讲稿，用张先生的话来说，这类演讲“奇多”。

　　谈到过去的工作，张先生很动情。他告诉我：

　　“我曾多次去尼泊尔、印度考察，了解流亡藏人的生活情况，为适应印度炎热地区的饮食，临行前还专门对自己的肠胃进行了训练。我把买来的‘便当’（即盒饭）故意存放半天后再吃。待肠胃适应后，再延长存放‘便当’的时间至一天或一天半，后来‘便当’馊得能拉出长长的条来……在尼泊尔和印度，我们往往要步行一天或半天，去那些边远、偏僻而无人管理的藏族难民营，关心了解他们的疾苦，给他们送去肥料、耕牛和其他的农具等。……”

　　张骏逸的讲话与我过去在《西藏评论》等刊物上所见的不同，便忍不住问道：“按您所说，你们为尼泊尔、印度藏人做了不少事情，那为什么还遭到达赖喇嘛和一些藏人的批评呢？有些文章说，你们拉拢‘四水六岗’，在海外藏人中搞破坏活动，这是怎么回事呢？”

　　张先生忙纠正说：“我从来不称他们为‘流亡政府’，只叫他们‘藏人组织’。其实达赖非常精明，是一个双面人物，说两面话。当时我们的工作做得越好，达赖就越不高兴，认为我们在挖他的墙脚。达赖认为，他如果承认了‘蒙藏委员会’，就等于承认了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当时‘蒙藏委员会’还是比较希望与达赖联系的，就是因为达赖不同意，我们只好与藏族难民直接接触。我们的工作为什么是从康巴藏人开始的呢？就是因为康巴藏人在流亡藏人中受排挤，他们的救济款和子女的奖学金常常被克扣，他们被达赖逼得无路可走才来找蒙藏委员会的。记得一次，一个四川籍藏民流着眼泪对我说：‘扎扎张（藏语中张博士的称呼），我是四川人。’面对这些无助的人，我能不帮助吗？达赖他们指责我们分化流亡藏人，拉拢‘四水六岗’，他们为什么不想想正是因为他们打击和排挤康巴藏人，我们才去关心、帮助这些人的。”

　　正如一位藏学专家所说，涉及西藏问题的人，往往都带有各自的“属性”，不是主张分裂，就是主张统一。于是我问张先生对“西藏独立”的看法。

在海峡两岸藏学研讨会上，张骏逸先生与两岸学者交谈。

　张博士对此态度十分鲜明，他说：

　　“‘西藏独立’对藏人是一种灾难，现在流行民族自决，但事实上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海外流亡藏人的年轻一代大都不了解历史上的藏汉关系，不知道藏汉互助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他们从小接受海外的片面宣传，声称要为‘西藏独立’而死。这是不理智的，根本经不起考验。”

　　“内地和西藏一分两害，一合两利。外国人对西藏有战略野心，你认为他们支持‘西藏独立’是为藏族好吗？不是的，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拿‘西藏独立’当为政治筹码。西藏今天的发展，离不开内地的支援。如果西藏真独立了，谁还会帮助西藏？尼泊尔、印度自顾不暇；而那时的西藏对西方失去了战略意义，他们也不会管他，最后吃亏的还是西藏自己。汉族不一样，他们早就与西藏认同为一个华夏民族的子民，是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兄弟，他们对藏族的支援会是持久的，无私的。”

　　张先生对西藏问题的分析无疑是独到的。当我问起张先生怎么这么快就离开“蒙藏委员会”了，他回答道：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不便自己评说，你可以去问问其他人。不过我认为自己是个悲剧性的人物，有螳臂挡车之感。在蒙藏委员会工作时，我常常做一个梦，自己像一棵长在干枯河床里的小草，一阵洪水冲来，似乎要将小草连根拔起，但洪流过去以后，顽强的小草发现自己抵挡住了急流的涤荡，暗自庆幸，‘哦，还在。’但愁云未消，不知下一个恶浪何时再来！”

　　“我想中国人之所以还能傲立在世界东方，主要因为有读书人在，读书人不像其他官员，只要自己认准了一个理想，便会不顾一切地去努力。”

　　张先生笑笑还说：

　　“我是湖南人，骡子脾气嘛，改不了口罗！”

　　张先生的梦是否真的做过，还是一种托辞，我不得而知。但我明白这个梦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