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5月25日凌晨4时20分，中国登山队的王富洲、贡布（藏族）、屈银华，克服重重艰险，首次从喜马拉雅山东北山脊登上了地球最高点珠穆朗玛峰，在人类高山探险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这个成功来之不易，它后面有着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发生在“喜马拉雅的黄金时代”1950年6月3日，埃尔佐格（1919-）和拉什耐尔（1921-1955）两位法国登山家首次登上海拔8091米的安娜普尔纳峰，从而打开了人类向8000米以上高峰进军的大门。到1964年5月2日，中国的索南多吉、云登、米玛扎西、多吉和王富洲、许竟、成天亮、陈三、张俊岩、邬宗岳等10位藏汉族登山家登上海拔8012米的希夏邦马峰为止，地球上仅有的14座8000米高峰已被各国登山家征服。人们一般称这14年为“喜马拉雅的黄金时代”。就在这个历史时代内，苏联向中国提出：合作攀登中国境内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苏联是当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其境内仅有3座7000米以上高峰，最高峰共产主义峰不过7495米，而当时世界水平已达8848米。由于当时中苏“兄弟般的”关系“牢不可破”，要向8000米进军，最好的捷径就是到中国来。

　　因此，1955年4月，苏联正式向中国发出邀请，请中国派出4名青年去学习登山技术。我有幸作为这4人学习小组中的一员兼作翻译。我们在格鲁吉亚的高加索苏联登山教练员学校学习后，与苏联登山家们共同登上了吉尔吉斯境内帕米尔高原上的“十月峰”（6780米）和“团结峰”（6773米），创造了中国有史以来的首个登山记录。1956年，苏联又提出合作攀登位于中国新疆境内、昆仑山西部的最高峰公格尔峰（7719米，中亚地区最高峰）和慕士塔格峰，后因公格尔峰难度太大，只登上了7595米的公格尔邱别峰（亦称小公格尔峰）和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这一时期，新中国建国不久，多高山、多民族，经济很不发达，正是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沉睡了千百年、具有丰富资源的广大山区需要开发，因此很欢迎苏联帮助开展登山活动；而苏联与我们的合作，目标瞄准的是珠穆朗玛峰。上面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向8000米高峰作准备，打基础。共同攀登世界最高峰的协议1958年7月，苏联以100名登山功勋运动员集体签名的形式，分别向苏联国家元首和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中苏共同攀登世界第一高峰的倡议。两国政府代表团于7月下旬，在北京举行会谈，达成协议，决定1959－1960年两年内组成联合登山队攀登珠峰。我仍然担任会谈的翻译。按协议规定，中国于1958年8月下旬派46名登山家前往苏联的帕米尔高原，以全苏第二高峰列宁峰为目标进行集训；10月初，苏联派出3人前来中国，与中国队员一起前往西藏，对珠峰进行登山前的路线侦察。根据协议，中方承担修筑一条从日喀则经聂拉木、定日直到珠峰山脚登山营地的长达320公里的公路，以便运输车辆从拉萨直抵基地；根据苏联建议，中方从苏联购置两架AN－6型高空侦察机，并负担30名苏联队员和官员在中国期间的食宿和交通费用；而苏方仅负责供应30名中国队员的高山装备、氧气设备和攀登工具以及部分高山食品（当时我国还不能生产这些物品）。仅公路和向苏联购买飞机两项，就花费人民币上百万元，在当时我国的财政状况下，这是一笔相当庞大的开支，但我国政府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可见对这个合作项目的诚意和决心。把政治扯进体育活动两国联合侦察队如期完成路线侦察，中方按照协议完成自己的义务后，中苏双方于1958年12月最后商定，1959年3月20日，苏方队员抵达北京，立即飞往拉萨进入基地营，正式着手攀登。

　　此前，部分中国登山队员为查明珠峰地区气象规律，一直留守山下。1959年春，正当两国合作登山一切准备就绪，3月18日夜，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西藏上层一小撮反动分子发动了叛乱。尽管这场闹剧像肥皂泡一样很快破灭,却推迟了原定的中苏联合登山计划。双方再次商定，1959年两国队员在各自国内进行训练，为1960的合作做好准备。1959年12月11日，应中方邀请，苏联派出国家体委局长安吉宾诺克和库兹明的两人代表团前来北京，进一步落实1960年合作登山方案。但在他们到达的5天里，在双方的3次协商会议中，苏方矢口不谈方案的实施问题。第5天下午，当安吉宾诺克去苏联大使馆时，库兹明悄悄对我说：“明年我们不能来了！”“为什么？”我很奇怪，立刻追问。“我们上头不同意，我们登山家都非常希望和你们一起攀登珠峰，可他们不同意就不是一般问题了……”“到底是什么问题？”“苏联与印度关系友好，中国与印度关系紧张，尼泊尔是印度的附属国，苏联在中国和尼泊尔的边境地区活动，不是等于苏联支持中国对印度不友好么？！”他解释道。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一直说什么“中苏友谊牢不可破”、“兄弟般的”等等，都是骗人的假话呀。果然，安吉宾诺克从使馆回来后，在我们的最后一次会谈中开口了：“苏联队员明年无法前来中国登山，因为他们这一年内都没有进行训练……”由苏联倡议，两国队员付出无数心血实施，两国政府庄严达成的协议，凭他这几句谎言，就轻易撕毁了。明明是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一手策划的达赖叛乱，现在又加上一个“兄弟般友好的”社会主义大国的暧昧支持！一个极其可耻的政治问题，就这样被扯进了体育运动之中。

　　中国人的志气中国人民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欺侮和歧视，现在又加上一个如此的社会主义“老大哥”，这令全国人民气愤填膺。就在这时，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问我们：“他们不干了，我们自己能不能干好？”这可问到了我们大家的心里。我们都想为中国人争口气，让他们看看，没有他们，我们照样能干，而且干得更好！更漂亮！我们一致表示：“我们自己一定能干好！”周总理了解到中国登山队缺乏攀登8000米以上高峰的装备和工具，国内暂时又无法生产这一情况后，与刘少奇、陈云、李富春、贺龙等商议后，决定支持我们，当即批准拨款40万美元，并指示我国驻西欧使馆，协助购买所需的各种高山装备。我又被派去欧洲执行这项采购任务，并对各国登山技术战术进行考察，总结经验教训。我们于1960年元月3日离开北京，第一站瑞士。瑞士已于1956年5月从尼泊尔一侧登上珠峰。踏上苏黎世的土地，就被瑞士特工人员盯上。不管我们到哪里，工厂、商店、书店，还是登山博物馆，那些先生都在后面跟着。我想，他们不知我们干什么来了，难免跟踪；中国人做事正大光明，不怕你盯梢。见了面，我就和他们点点头，道个早安，慢慢地大家都熟了，消除了误会。在使馆和一些外国友人的帮助下，我们从法国买到了当时最好的氧气瓶、帐篷、登山鞋、铁锁、冰锤和登山绳，从意大利买到了冰镐，也买了些英国的帐篷和睡袋，买到了瑞典的汽油炉、瑞士的对讲机、列支敦士登的太阳镜，还从德国买了一些氧气瓶。所有这些装备都远比苏联的先进，还获得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对于法、英、瑞士、意大利等国攀登8000米以上高峰的经验和教训也了解了许多。那时我才认识到，如果我们真的与苏联合作，用他们那些装备和技术，登上珠峰的可能性并不一定是百分之百的。这些装备总重达6吨，全部集中在布拉格，国内派一架专机于3月20日运回到拉萨转运基地。意外的情报1月中旬的一天，我们正在苏黎世的一家登山和滑雪装备商店里选择登山绳和冰镐，店老板霍夫施泰德（曾是1952、1956年瑞士珠峰登山队队员）突然指着店里的两位顾客说，“你们知道他们吗？他们是印度登山队的，要在今年5月攀登世界最高峰。”我注意一看，其中一位个子不高，脸色黑油油的，好像在哪里见过，一时又想不起。霍夫施泰德马上又说，“那就是丹增，另一位是印度队长甘·辛　，他们也是来买登山设备的。”原来，这位丹增的照片，我多次在英国资料上见过。我们这次到欧洲，并不对外宣扬要登珠峰，只是要购买一些攀登高峰的装备，所以不便对店主说什么。这个意外的信息来得这么偶然。我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回国内，一方面向中央领导汇报，另一方面这个信息对我国登山队员无疑是一个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