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穆在北京访问时的留影。宋菩莉提供

　　（编者按：本文作者为印度《前线》杂志总编辑。2000年7月底他对西藏进行了为期5天的访问。期间，作者用感性和理性的眼睛，对外界传说的有关西藏的种种问题进行了实地检验。回去后写下了洋洋数万言的长文。经作者同意，本刊分两次选载，以飨读者。）

　　“绿松石般的天空， 金黄色的太阳。 达赖喇嘛离开了布达拉宫， 在西方世界制造麻烦。 然而，西藏在前进。”

　　对一名印度人来说，他对达赖喇嘛的分裂主义、复仇主义和向后看的计划不抱任何的同情态度，这一首老曲新唱的民歌，似乎适合当代现实。仔细忖度这一事实，达赖喇嘛求助于外国势力的政治的计划是三者合一的：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通过民族纯化实现“大西藏”；恢复过时的神权统治，即另外加入一些温和的、摆样子的“民主”内容的古代王朝。这些计划中的每一个都让人感到不切实际，尤其是当人们记起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和政府争议西藏的地位、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愿对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给予任何法律的承认的时候。

　　2000年7月为期5天的对西藏自治区的访问，给了我一个对达兰萨拉的主要宣传主题进行真实性检验的难得的新闻采访机会。在本文中，真实性测验并不是反对“西藏独立”宣传运动的宣传者和受害者“感到”或“相信”的东西，而是反对这个运动系统地提出的“明确主题”。即使几乎没有正式的官方支持，这些主题也在世界舞台上受到了狂热崇拜，框定了相当数量的没有接触过西藏现实的人们的眼睛。本文用来指导观察、讨论的是藏族以及汉族的典型事例，材料是无数西方访问者（尤其是代表非政府组织的人，包括教师、医生、医学工作者和参加脱贫项目的志愿者）提供的真凭实据、出版与未出版的显然可以核实的数据，所揭示的是竭力反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记录的大多数国际宣传运动的“政治把戏”。

　　主题一：谁是西藏经济发展的受益者

　　“西藏独立”宣传运动的一个主题是，中国在西藏掠夺其财富和资源，征服其人民，压迫其自由。这一主题的部分论点是，甚至1979年以来西藏取得了一些经济发展后，他们对那些官方数字和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国政府说法”也“不能只看表面”；无论如何，“不是藏族从西藏经济发展中得到好处”，而是“中国在西藏的定居者，他们的政府和军队及其企业”享受到这些好处。

　　这一主题和用关于殖民和后殖民的西方式态度对待西藏的长期倾向有着必然联系。另一方面，旨在发泄反对中国统一和反对人们在西藏随处可见的现代化过程的情绪。

　　对此，我认为任何人用自己的眼光对西藏进行真实检测，完全可以看到事实真相，正所谓自己完全能处理自己的事务。

物理课上。王桂兰摄

　　我所见的事实

　　飞临坐落在山南地区的西藏主要机场贡嘎机场，是一种新奇的以及清醒的体验。以中国古代都城西安（以长安之名闻名）为起点飞行，３小时后到了终点，所见到的是壮丽的地形学景观和仿佛勃朗宁最奇妙诗行中描绘的地形。从未读过或在照片中见过的东西，使你为这块曾经是大海的、平均海拔4000米的高原、“世界屋脊”的巨大、遥远、反常的自然美、平地交织着高山、旱地交织着河流、肥沃交织着贫瘠的奇特之地具备了心理准备。西藏缺氧、阳光充足、昼长夜短、低温、少雨、气候多变、大山大江大河众多、湖泊和天然水库丰富、人口密度比大多数人习惯的地方都小得多。

　　但是，对你到西藏提出警告--诸如呼吸困难、高山反应、着陆后的任何费力活动--的人的夸大之词绝大多数同样是真实的。除非专门的健康问题（即使一次短暂感冒）不许可飞往西藏，适应西藏的水土并不像许多奇谈怪论和导游手册里所说的那样，是一种艰苦挑战。不久，你会进一步发现，从地理、物质、气候、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看，中国的西藏自治区都完全不是与世隔绝的，完全不像好莱坞关于香格里拉的幻想、《在藏七年》、《困顿》和藏传佛教所说的远离尘世、令人费解和不可思议。

　　“西藏在前进”，行驶在拉萨到贡嘎机场的95公里长的路面平整的沥青公路上，这一认识就变得清晰起来。这条公路向东延伸到泽当。在沿公路快速行进时，你很快对新旧、现代和传统的快速交替留下了深刻的第一印象。在西藏，正如在世界大多数地方一样，对你或多或少先入为主的东西可以用眼见为实加以核实。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对西藏先入为主的认识是达赖喇嘛“西藏独立”宣传运动长期影响的结果，这一宣传运动得到好莱坞的援助和加强，由一些事先设定的高度主观的旅行记录加以细化，在作为职业报道和分析的媒体中“一致胡编乱造”。

　　通过有选择的倾向性描述，不可信的现代化成为近年来关于西藏的第一手西方作品所喜爱的题材。的斯科、卡拉OK厅、妓院、赌场和在报告文学和分析文章中赫然出现的一切，是否是《时代》杂志（2000年7月17日号）安东尼·斯贝斯所写的封面题材文章或伊兰·巴鲁玛刊于《纽约图书评论》上的更自命不凡的两篇散文（2000年6月29日号的“发现的地平线”和2000年7月20日号的“不抱幻想的西藏”）所说的“西藏的悲剧”。这一切好像是作为1979年后邓小平所领导的中国经济转型一部分的西藏现代化过程中的显著标志。在巴鲁玛的提示性叙述中，在西藏，中国殖民统治下现代化的主要情景和边远地区的“中国式资本主义”密切相关：“中国的小商、小贩、骗子、赌徒、无赖、腐败官员、亡命徒贪恋着金钱。”

热闹的大昭寺广场。张鹰摄

　　除非来访者事先就打算陷入作为现实中一小部分的这样的景象之中，否则，他或她所见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现代化：新建或翻新的学校，9年、6年或2年（根据地区和客观发展阶段有所区别）义务教育制，竞争激烈的中学；琳琅满目的消费品和鳞次栉比的商店；现代风格的浅蓝色办公楼、崭新的居民楼和遍布城乡的建筑工地；现代的和藏族传统的医院和康复中心；富余的粮食、农业新技术、拖拉机、生产过剩的农民、商品农业、水库、灌溉、水电、地热、园艺和牲畜饲养项目；小型、中型工厂和商业企业；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每年将近10％的持续经济增长率；新兴的科学研究、考察和社会科学活动；富有价值的藏文档案，积极促进使用藏语文（书面语和口语），中央政府资助的记录、整理、编辑和出版诸如《格萨尔王》、佛教典籍类藏文经典的庞大项目；在严格、精心保护下对文化遗产的广泛修复、翻新、恢复和保护；位于拉萨的面积21000平米、1994年至1997年投资1200万美元建成的壮观的西藏自治区博物馆；体现在严格的法规、政策中的环境意识，环境保护局，植树造林、绿化；崭新的大道、公路、小车、两轮车、拖拉机、货车和各种现代交通工具；报纸、电台、电视、移动电话、21世纪电子通信，以至个别网吧；初现的对生物技术学科的兴趣；各种廉价宾馆、有组织的旅游、其他现代第三产业。

　　考虑到1979年以后给全中国带来巨大经济变化的改革开放政策，这一切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在这一政策的冲击下，过去6年多来，西藏自治区的经济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去年，自治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6%。据最近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数据，2000年上半年西藏增长率为8.9%，高于全国平均增长数（8.2%）。预计下半年的增长更快。

　　同时，传统在城乡各地受到高度重视。当你沿公路驶往泽当时，你能见到住在泥土或石头屋里的西藏人的巨大活力：播种着的小块土地和照看着的牛羊；经幡飘扬；原始农业和牧业活动；贫穷的生活条件；彩色的长裙，条纹围裙和念珠；蹲坐在路边的人们；在家里、在田地里劳动或放牧的孩子。这反映了西藏自治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低于中国平均水平的真实情况。

　　西藏显然正处于现代化的初级阶段。由于担心伴随现代化而来的浪漫理想破灭，就要求西藏保持传统的僵化状态，这对西藏人民群众来说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公平的。总之，他们信教虔诚，同时，他们也和其他任何地方的人们一样热心于解决食、衣、住、行、教育、健康和工作问题，热心于尽快提高生活水平。

　　我对山南地区泽当郊外的一家家有余粮的农民家庭的访问说明这些问题。这户家庭有１０名成员，其中７人生活在这幢不铺张、显得空旷的传统装饰的房子里，家长是56岁的洛珠。他和妻子是文盲，但５个孩子中有４人在上学（女孩例外）。1950年代，这个家庭没有自己的土地，靠养驴、牛谋生。正如洛珠所说的，它不是一个农奴家庭，不属于最穷的人。在1959年民主改革中，这家分到了一些土地，但直到1970年代末，它所生产的产品仅够维持一家人生存。

晒被子。张鹰摄

　　今天，洛珠一家拥有22亩、合1.46公顷的土地，有一辆用银行贷款购买的拖拉机，有6头猪和5头牛，到市场上去出售谷物以及牛奶。可以在卧室见到其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志：精心装饰的家具和一排消费品。根据洛珠所说，大约1979年这里有了电，1970年代末，在全村搬到这里以后，改善了基础设施。在他们５个孩子中，包括小女儿在内的4人和父母住在一起。家里年龄最小的是名男孩，正在上中学；小女儿在县政府工作；在家的３个儿子，一个在地里劳动，一个开拖拉机，一个在当地市场骑人力车。洛珠注意到，由于生活水平的改善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尤其是年青人的态度、信仰和热情发生了明显变化。其次，他说，新形势下家境如何更主要依赖于每户家庭内部的能力，不同的家庭之间差别很大；他家在把握新的经济机遇上做得不错，从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优惠政策中得到了实惠，生活得到持续改善，但是他家还称不上是富裕家庭。

　　在拉萨，不管你访问工厂、主要集市还是大商场、学校、医院，或只是环顾四周的新办公楼群、新式居民区和随处可见的方兴未艾的建筑工地，你都会感到向现代化的转变更为显著。

　　这些现实情况与旧西藏常见的一切有着天壤之别。“西藏独立”宣传运动反复抱怨，中国政府通过给西藏传统社会抹黑来“为他们的西藏政策辨护”，但是，事实是无可辨驳的。

　　历史和社会记录、外国访问者的叙述都显示，在1959年民主改革以前，西藏是封建农奴制社会，如果不是后来的武装叛乱和达赖外逃印度，这一制度延续的时间会更长。在封建农奴制时期，西藏的土地以及大多数生产工具掌握在仅占人口5%的庄园主--政府官员、贵族和上层僧侣手中。作为人口大多数的农奴和奴隶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固定在其主人所有的农庄里，缺少教育、医疗、个人自由等各种权利，被迫提供无偿劳动或“乌拉”差役（这是一个泛指各种敲诈勒索性税收的藏文词汇）、徭役和高利贷。农业尚处于刀耕火种水平，根本不存在近代工业，运输靠牲畜和人拉肩扛。由于疾病流行，人们普遍寿命短暂，人口增长停滞，人均预期寿命徘徊在36岁左右。达赖喇嘛高踞于这一严重不平等和压迫制度的最顶端（无论十四世达赖喇嘛主观上如何声称自己是“改革者”，如何对这种状况深表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