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拉萨市实验小学校长叶静，60年代初离开上海来到西藏。在38年的漫长岁月里，她用自己辛勤的汗水，为西藏孩子们奉献了一颗挚热的爱心。2000年两会期间，我们的记者来到了代表们的驻地，采访了这位身患癌症的女校长，她向我们讲述了36年无悔的人生……

　　江主席说：“你们不是有一个上海的老师吗！”

1990年江泽民主席在西藏视察工作时亲切接见叶静校长。

　　“1990年江主席到西藏视察工作时说，我这次来西藏，认识了一位上海老师，她从上海到西藏，一干就30年，这个老师本身就是民族团结的具体体现。然后，江主席走过来跟我握手。当时我非常激动，真不知要和江主席说些什么才好。随后记者就给我们照了张照片。”她边说边从身旁的包里掏出与江主席的照片给我看。呶！就是这张珍贵的照片，我一直保存至今。

　　“一晃快10年过去了。1999年人大会议期间，江总书记见到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奎元时说，你们不是有一个上海老师吗？陈书记说，对！叶静老师，她现在政协开会呢！江总书记的记忆还是那么好，就连我这个小学老师他也挂记着！”叶老师兴高采烈地讲述着，表情风趣而生动，声音宽阔而洪亮，深深地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位50开外的女校长，白净的脸庞上泛着淡淡的红光，身材娇小，不胖不瘦，上身穿着一件黑色毛衣，上面绣着几朵大花，下身穿着一条蓝色的裤子，脚上配着一双黑色布鞋，显得既庄重又大方。

　　108名中的一员

　　谈及当年为什么选择进藏的话题时，叶静老师平静地回忆说，其实很简单。1962年我从上海第五师范学校毕业时，一位来自西藏的官员给我们做了一个报告。他说，西藏正在进行民主改革，百废待兴，各项事业急需人才，最缺的就是教师。他的报告深深地打动了我，去西藏支援边疆教育事业，为百万翻身家奴子弟带去知识的火花，成了我当时的最大的愿望。会后我就报名去西藏。那个时候我们的思想很单纯，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到祖国的边疆去就是我的理想。

　　其实，我已经内定留校，分配在上海第五师范学校附小当老师，兼少先队大队辅导员。那时组织上去我家里征求意见时说，西藏刚刚平息叛乱，正在进行民主改革，情况比较复杂。叶静要求去西藏，如果你们不同意的话，可以按原计划留在上海。我父母亲都是教师，他们尊重我的选择。可外婆听说我要去西藏，说什么都不同意，经过大家反复劝说，最后只好擦泪为我送行。

　　1962年上海师大、中师、还有幼师自愿进藏工作的共108名同学，我是这108名中的一员。那年我18岁。

刚刚进藏的叶静，穿着藏装留影。

　　看到布达拉宫，我高兴的不得了

　　叶老师的思绪回到了30年前的进藏途中。1962年8月，我把母亲用过的一捆教案装进行李，把自己喜爱的《教师之歌》揣在怀里，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到西宁后，我们改乘卡车进藏。车上搭了一个帐篷，我们坐在行李上，过唐古拉山时就把行李打开盖在身上。我们就是这样一路歌唱，一路欢笑地进藏了。

　　沿途上看到的是一片片荒凉的山地，觉得奇怪，怎么很远很远才见到一个人？！我心里嘀咕着，哦！我们就是去这样的地方！父亲临行前对我说过：“你去西藏很好，西藏并不像你在书上学的那样，只有蓝天白云，草地牛羊，那里的物质条件很艰苦，你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快到拉萨时，看到布达拉宫，我高兴的不得了。第一个感觉就是当时的拉萨连一条柏油马路也没有，可是有不少房子，比我们在路途中看到的荒凉要好的多，比我想像中的要好的多。

　　到拉萨后，我们5个同学被分配到拉萨实验小学，我是其中的一名。老校长在迎接我们的时候说：“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我们学校的一员了，你们从大上海到西藏，到拉萨来，首先要有吃苦的准备。”这句话在我以后的工作中，特别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在西藏工作的38年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是父亲；另一个是老校长。

　　独特的教学方法，形象的教学语言

　　拉萨试验小学的前身是西藏工筹委机关直属保育院附属小学班，“文革”期间又改为工农兵小学，后来又恢复试验小学。开始只有3个班，后来变成5个班，120多名学生，30多名教师。校址在河坝林附近。开始，我在学校教音乐，做大队辅导员。一年后，教语文兼做班主任，“文革”后期，在学校当教导主任，教学课程有：数学、政治、自然、常识等。任教30多年来，除了美术外，所有小学的课程我几乎都教过。1972年到1974年学校恢复正常招生，一下子招了10个班级，学校没有校舍，就在外面设了3个点：西藏日报社、拉萨市工程车队和拉萨市房建队。我就在拉萨市房建队教课，一个人承包了全部课程。76年开始当教导主任，80年当了副校长，84年当校长。后来就开始搞教育改革。当时我主管学校的全面工作，学校搞聘任制，根据老师教学的情况，每个月进行评比，课程由老师自己评，你觉得谁好就聘谁，这样老师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几年后，学校的教育质量一下子就上去了。

　　醉心于教育事业的叶静老师，特别注意在教学中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问题。她说：“用形象化、拟人化的教学语言，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在数学教育的初期，我就把数字编成很形象的儿歌：小棒斜放1、1、1，像个鸭子2、2、2，耳朵耳朵3、3、3，像面小旗4、4、4，……学生记得快，也记得牢。此外还用动作演示，实物挂图……我记得一位小学生在《我喜欢的一堂课》中写道：‘我喜欢上叶老师的数学课，叶老师教的课，学起来不费劲儿，记得牢。’”

　　在西藏教学30多年来。叶老师教过的学生有好几千人，现在他们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西藏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无论今天担任什么领导职务，他们都不会忘记自己的启蒙老师叶静。

　　多少年来，叶老师一直坚持记教学日记和管理笔记，这些文字记录了她数十年西藏教学的心得和历程。除了大量的教学工作外，她还抽空写了《略谈低年级应用题教学》、《藏族双语实验班教学之我见》、《素质教育实施方法与途径初探》、《浅谈校风建设》、《小学校长对德育的管理与领导》、《小学校长应该是少先队的好顾问、好参谋、好后勤》等大量有水平的论文。

上数学课

　　担任实验小学校长

　　从1980年担任小学校长工作以后，叶老师主要做教学管理工作。那些年她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培养青年教师。她说，那时，我们学校的青年教师占94％，因此，我们始终把培养青年教师当做战略任务来抓。在学校，我制定了“青年教师成长二、四、六工程”即两年适应，四年成熟，六年成骨干。作为校长，我亲自带年轻老师，听年轻老师的课，进行教学相长，反反复复。在教研小组里，我把大家集中起来，共同讨论课题，把自己编好的具体方案告诉大家，今天练什么，明天做什么，大家一块干，一些青年老师很快成长起来了。

　　第二件事就是电化教学。一次，我休假回上海顺便去一些学校观摩，当我看到上海每个学校每个班级都是电教室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着急，我们学校总共才有两台投影机，只有两间电教室。学校共有20多个班，如果把这么多的教室都变成电教室，资金从哪儿来？我去找教委。教委说钱要自己去找，人民教育人民办。我心想现代化地设备我们完全可以自己搞吗！学校没有钱，借点钱，向学生的家长借点钱！我灵机一动就给学生家长们写信了，详细说明了电化教学的益处。我合计了一下，每一个班需要1台投影机、需要1台录音机，我们学校共有20几个班，需要3万多块钱。学生在学校上学6年，6年中我向每一个学生借40元钱，学生毕业时退还给本人，中途退学中途还钱。很快就筹到了款。立即配上了相应的电教设备，老师、学生都高兴无比。

　　叶老师激动地说，就是为了这40元钱，我差点捅了漏子，在学校引发出了一场电教风波。这件事传到自治区教委说我乱收学生费用。上课时总是有人把我从教室里叫出来，查账！不仅课上不了，而且没完没了地反反复复地向他们解释着这笔钱的来龙去脉，弄得我哭笑不得。电教室问题解决后，自治区电教馆向全区小学介绍我们实验小学的经验时，还让他们向我们学习呢！说句心里话，我为学校办了一件大好事。但是这里凝结着我的多少辛酸苦辣……

　　1985年叶静被推选为十四大党代表，后来被推荐为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设想和担心

　　对西藏教育的未来，我有一个设想。这次来北京，我和北京西藏中学管理人员交流了情况。我认为让内地的西藏中学和西藏的一些学校挂钩，长期互送互派，这样可以促使双方教学质量的提高。现在，许多孩子的家长都希望把孩子送到内地西藏中学读书，认为那里的教学质量比较高。但内地西藏中学毕竟有限，许多孩子主要还是在西藏完成自己的中学学业。如果能通过内地中学和西藏学校挂钩的方式，提高西藏学校的教学质量，使更多的孩子接受较好的教育，那么从长远看，西藏也能培养出自己的人才。

　　叶老师说，对于西藏教育的现状我有一个担心，随着教育部门的要求，现在的老师要有一定的学历，过去小学老师是中专生，初中老师起码是大专生，高中老师是本科生。以后小学要求一定数量的大专生，初中要求一定数量的大学生，高中有一定数量的研究生。西藏也有这个计划，要求2010年以后达到这个水平。5年以后，拉萨市就要求小学老师达到大专水平。当然，提高学历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不仅要强调学历，也要提倡一专多能，提倡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否则光靠学历也是不能搞好教育。

叶静和丈夫、孩子在一起

　　“只有老林最理解我”

　　谈及家人时，叶老师说，丈夫林道勋原西藏自治区交通厅总工程师。1961年从南京工程学院进藏，学得是道路桥梁专业，他先后为西藏设计了20多所大桥，最著名的曲水大桥，最有代表性的是米林岗嘎大桥。1983年老林担任交通厅设计院副院长，1983年－1987年当选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1964年我们相识相恋，情投意合，3年后结婚了。1969年儿子林耘出生，老林当时在做岗嘎大桥。直到儿子5岁时父子俩才第一次见面。现在儿子在东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任部门经理。老林不爱言语，对人坦诚耿直，爱好广泛，织毛衣、裁衣服、修手表、修缝纫机等他都会，我的一件大衣就是他连裁带做的。在设计院，他有个外号叫“专家”，直到他当了总工程师，大家才改口称他“林总”。

　　他很喜欢我的职业，所以对我的学生都非常喜欢。经常抽出时间亲自辅导学生做作业，学生都管他叫爷爷。他喜欢音乐，喜爱跳舞，生活里充满了情趣。他还是一个特别体贴人的丈夫。

　　老林1994年底得了肝硬化，1996年初去世。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撤在了曲水大桥。老林把毕生的知识和智慧都献给西藏的桥梁事业，最后连骨灰都撒在西藏的江河里。他在弥留之际对家里人说，“我走后，你大姐如果想回西藏去的话，你们不要拦她。”只有老林最理解我。此时叶老师流下了感动的眼泪，喉咙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来自阿沛副委员长的关怀

　　“1998年，我正准备办护照去美国探望在那里的妹妹们，后来发现自己吃一点点东西胃就不好受。到医院检查后，才知道是卵巢癌晚期。”她笑着说：“我不是一般癌症患者！而是晚期卵巢癌患者！”

　　说句实话，如果不是叶老师亲自告诉我她病情的话，我不能想像，眼前的这位健谈开朗的女校长竟是一位身患晚期卵巢癌患者！访谈仍然在继续，这时叶老师起身从皮包里拿出一袋咖啡色的汤剂中药转过身来高兴地对我说：“呶！这是上海医院专门为我配制的药，携带方便。”说着她往窗户一角的电热杯里加了点水，插上电源，把中药放进去加温。

　　叶老师说，我生病后，西藏教委非常关心。我在上海手术时，拉萨市教委主任代表拉萨市委市府，请求上海及有关部门要不惜一切代价拯救我的生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亲自打电话到上海，请求上海市政协协助照料我。在我住院期间，上海市委组织部派人到医院看望。整个手术都是认真仔细，一丝不苟，非常顺利。

　　师生情胜过母子情

　　在谈到她的学生时，叶静老师说，在上海住院期间，拉萨试验小学的许多学生纷纷给我写信、寄藏药，有的还寄来了他们的玩具。一位二年级的小同学写信说：“今天放学回家，妈妈拿着报纸告诉我说，你们的叶校长生病了，病的很重。听到这个不好的消息后，我心里很难受，我不知道给你买些什么药，我用自己的零花钱给你买了几根虫草，夹在信里面随信寄来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在文化宫星期天市场上看到了一个名叫“藏王宝”的药，买下来，给我寄来了。他信中说：“人家说这个‘藏王宝’是补身体的，寄给你吃，希望你身体早日康复。”我把他写给我的信上的错别字，画出来改正后，又给他写了一封信寄去。

　　我的早年的学生，昌都军分区副司令丹增晋美，多次打电话到上海，并从北京专程飞到上海探望我。他是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的儿子，在西藏军区任职时，每年中秋节都看望我。他认为这是汉族的一个团圆的日子，见到我后要行军礼。新来的年轻老师说，叶老师，那么大的一个军官还给您行礼呀！

　　生病期间，学生们给我送鲜花，发电报，还有礼仪电报，上面写着：“你的学生和你同在，祝您早日康复！”所以说，我失去的许多亲情都在学生这里得到了补偿，这是一种非常朴实的感情，也是一种母子情，一种民族情，是一种不是母子却胜似母子的感情，毕竟我只有一个儿子，学生则有一大群。我的学生现在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二外、民族学院等学习，真是桃李满天下……

　　无悔的选择

　　最后，叶老师说，回首西藏38年，我是无悔无怨。生活中我没有更多的企求，可我有我自己的追求。在人生舞台上，我很清贫，可我不懊悔，在教育这块领域里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我为藏族孩子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爱心，似乎失去了一些什么，但换来的却是西藏建设事业的人才，我是桃李满西藏，当年的不少学生现在已成为西藏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而且其中有的已成为作家、演员、医生、老师、科技工作者、公安战士……不少人已是西藏中上层领导干部。可他们并没有忘记我这位教师，逢年过节和每年的8月都要相约在一起来看望我，给我献上洁白的哈达和美丽的鲜花，问寒问暖。让我坐在最舒服的位置上，走道时还要扶我。我当时的心情有多么激动！多么高兴！我认为这是人世间最大的快乐！我感到这就是母子情，母女情，民族情。我拥有可爱的孩子们，这是无价的，这就是我一生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