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第一部分发表后，反响强烈。作者对一个真实西藏的客观审视，表明了国外少数分裂主义分子滥用西方人的信任，他们作的一些所谓“西藏独立”的宣传，根本是经不起调查和真实性检验的。 
 
　　主题三：实现民族纯化是不切实际的民族主义要求

　　达赖喇嘛和“西藏独立”宣传运动经常将“600万藏族”作为“大西藏”的代表。他们将这个数字与“750万汉族居民”相对立，暗示要把汉族从所描述的“大西藏”驱逐出去。为此，他们专门提出复仇主义的政治要求，即把“人称为三却卡的完整西藏（卫藏、康区和安多）”，“恢复”为一个分离出来的政治实体，分割中国的四川、甘肃、云南和青海，实现民族纯化。

　　现状与事实

拉萨市实验小学少儿摄影班在上课

　　中国的藏族居住在整个青藏高原是事实。根据中国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西藏自治区的藏族人口占全国459万藏族人口的45.65%。四川省（109万）、青海（91万）、甘肃省（37万）、云南省（11万）的藏族人口占中国藏族人口的大部分。中央政府对聚居和散居在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因此，有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在这种政策下，除西藏自治区以外中国有10个藏族自治州和2个藏族自治县。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及趋势，估计今天中国藏族人口可能略超过550万。

　　历史记载显示，青藏高原从来就不是单一的藏族人口居住区。在大部分高原被合理称为“藏族的”同时，它也是汉族、蒙古族、土族、回族和羌族在内的中国大量其他民族团体和部落的家乡。现行藏区行政区划绝不是为了使藏族在“全西藏”成为少数而由汉族阴谋造成的——无论在什么时候，从来都没有形成过包括所有藏区在内的独立国家，同样，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这样人为划分行政区划。正如一本中国历史出版物所指出的，它是“自从元代（1271-1368）以来中央政府对西藏实行统一行政的结果”。而且，“达赖喇嘛领导下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厦政府）控制的地区从未超过金沙江以东和唐古拉山以北”。

　　几百年来，藏区行政区划是由元、明、清和民国中国中央政府根据各种复杂因素反复划定和改变的。19世纪，中国陷入西方殖民强国带给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灾难之中。

　　正是在1913年西姆拉会议上，英帝国主义提出了划分“外藏”和“内藏”的主张，造成了长期的混淆和麻烦。这一主张是，“外藏”存在中国名义上的“宗主权”而实际上由英国监督和霸权下的“完全自治”。另一方面，四川、甘肃、青海和云南藏区成为“内藏”，这些地区政府和行政安排待定。尽管有英国的武装入侵和操纵，但中国政府从未接受这一主张，英国所要求的局面从未成为现实。

 

　　正如苏布拉玛年·斯瓦密博士在一份补充分析中指出的，独立后的印度在对西藏政策上继承了英国统治时期口是心非的矛盾心理，为此在中印双边关系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印度人必须扪心自问，清除英国对西藏口是心非的想法，即打算通过编造封建的‘宗主权’概念而保持人们心目中西藏的模糊地位……清除帝国主义的背信弃义是印度政府的责任。”这是健康的忠告，印度政府以及像国大党一样的政党必须牢记在心并真诚贯彻落实。

　　达赖喇嘛从破产的西姆拉会议蓝图中受到鼓舞，其“大西藏”概念旨在打破中国各省区现状、实行民族纯化。这是一种挑衅性的要求，事实上，是“回到”一种从未存在过的状态中去。

　　主题四：关于100万藏族被杀问题

　　为反对中国政府，“西藏独立”宣传运动和达赖喇嘛本人编造了一个惊人说法：从1951年以来，已经有100多万藏族被杀害。
　　在1987年9月对美国国会议员提出他的“五点和平计划”时，达赖喇嘛两次用到“大屠杀”一词，并堆积了这样的指控：“在导致占总人口六分之一的100多万藏族丧生、由于宗教信仰和热爱自由被投入监狱、集中营的最后几十年的大屠杀之后，只有在中国军队撤退后，真正的和解过程才可能开始。”1988年6月15日，在对欧洲议会议员提出“斯特拉斯堡提案”时，他重复了这一说法：“作为被占领的后果，我们的人民已经死了100多万。”奇怪的是，达赖喇嘛在1992年9月11日致邓小平的信中没有提及“100多万生命”失去的事。达赖喇嘛“流亡政府”1996年2月发表在网页上的一份“白皮书”，对这一指控作了改进：“作为中国侵略和占领西藏的直接结果，120多万西藏人已经死去。今天，很难找到一个没有一名成员被中国政权投入监狱或杀害的家庭。”

　　在编造这一说法时，可见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试图忽左忽右。在他们的主张中，人们可以见到两个西藏：西藏自治区和他们充满复仇想像的“大西藏”。所说的“中国侵略和占领的西藏”，是指西藏自治区；声称西藏人口是600万则指的是“大西藏”。

　　真实性检验

　　如果是真的，就西藏人口基数而言，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的“直接结果”，西藏100多万人口的死亡的确达到了始无前例的、近乎绝灭的程度。如果不是真的，“西藏独立”宣传运动和达赖喇嘛就暴露出其极大的政治欺骗性，暴露出达赖喇嘛滥用其“陛下”的地位。说明在现今时代，滥用人们的信任，表达无法断言的荒谬东西，可以逃脱独立调查，诋毁真实性测验，保留或多或少的黑幕。

　　有趣的是，1997年12月，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在一份题为《西藏：人权和法治》的出版物中，避而不提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的这一说法。尽管国际法学会与“西藏独立”宣传运动在有关人权、宗教信仰自由、政治活动自由、“专横关押”、“拷问和虐待”、“抹杀”西藏的语言、“破坏”西藏的环境、“不断威胁”西藏的个性和文化方面步调一致。1998年12月，位于新德里的西藏国会和政策研究中心出版了西藏及未成立国家与人民组织国际律师委员会的两位代表的题为《有关西藏个案：西藏的主权和西藏人民的自决权》的报告也避而不谈这一说法。如果没有任何凭证就给出“100多万”的数字，肯定会降低这些与“西藏独立”宣传运动结为联盟的组织的可信度。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杀死100多万人这一说法与同时期悬而未决的西藏人口的关系。我们已经知道，1951年达赖喇嘛估计的西藏人口为近100万，1953年为127.4万。1983年和1990年，中国人口普查证实的西藏自治区人口分别为179万和210万。在这样一个人口基数上损失120万人口，竟然在西藏自治区（或在中国所有藏区）人口统计图和人口变化曲线上竟看不出来，这真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在这些几十年来稳定增长的藏族人口生活质量、人口指标和曲线图上竟没有一点最轻微的迹象。不仅如此，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反而是人口预期寿命的增加，死亡率的下降和明显降低的婴儿死亡率。

　　主题五：西藏的宗教文化被灭绝了吗？

喇嘛

　　达赖喇嘛和“西藏独立”宣传运动反复声称，在西藏，尤其是在西藏的寺院中，宗教和信仰自由被残酷压制，西藏传统文化和宗教事物正处于灭绝的危险之中。

　　在1987年9月对美国国会议员发表的讲演中，达赖喇嘛说：“尽管中国政府允许藏人重建一些寺院并进行崇拜，但是它还是禁止重要的学习和传授宗教。只有经中国共产党批准的很少量的人被允许进入寺院。”他还说：“我的几千名同胞为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政治信条被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里。”

　　“西藏流亡政府”发布在网页上的一份白皮书宣称：“即使现在，中国当局还是不让大的寺院机构继续传统宗教活动。控制入寺人数，限制僧侣数量，在寺院中进行政治灌输。用糊涂的国家官僚管理寺院……佛教的实质在于跟随有道上师集中进行闻、思、修，进而达到精神的精进。但是，中国当局用对西藏宗教进行颠倒黑白宣传的运动对此加以阻挠。这份白皮书还断言：“和中国官方声称的恰恰相反，1955年至1961年而不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部分西藏文化和宗教都被摧毁……到1976年，仅有8所寺院和尼姑庵逃脱了中国人的摧残。”

　　我所见的事实

 

　　在2000年7月访问西藏期间，我们有机会访问了几处佛教圣地和传统文化、宗教和史迹。包括卫藏山南地区泽当镇的昌珠寺；拥有纪念著名国王、大臣塑像神殿并有僧人在内的、西藏的第一座城堡或“宫殿”雍布拉康；创建于1200年前、和印度大师寂护、莲花生有关的西藏的第一座寺院桑耶寺；位于拉萨，主殿供奉着全西藏最受尊崇的佛像、无价之宝、佛陀12岁等身像觉卧佛（释迦牟尼）的大昭寺；1994年12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每年吸引数万游客和朝圣者的闻名于世的布达拉宫；中国中央政府投资1亿多元的、收藏着大量世俗和宗教珍宝的、堪称发展中国家中最好的历史博物馆——西藏自治区博物馆；还有几处小规模神庙。

　　在西藏，佛教是强有力的，无所不在。每到一处，你都能看见祈祷的旗幡在飘动；经轮在旋转；朝圣者在排队、匍匐、转经、诵经；酥油灯被点燃或擦拭；佛的各种形式、精神状态和表现的唐卡、遗迹和塑像以及西藏佛教神殿里的参差不齐的神像；不同的僧人和尼姑；成群结队的虔诚的老年男女。每年到拉萨来的朝圣者将近100万。并不存在任何对宗教的限制和迫害。“文化大革命”曾试图限制宗教并取得了成功，实际上是给寺庙和文化遗迹造成了巨大破坏——这是全中国都一样的。可笑的是，“西藏独立”宣传运动的材料对“文化大革命”期间西藏自治区的损失轻描淡写，因为它目的在于给人树立这样的印象：即，对西藏佛教最严重的破坏发生在1966年至1976年的10年“文革”之前或以后。虽然今天很清楚“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包括限定时期大昭寺在内的寺庙破坏最为严重，但是这一时期最严重的劫掠并不在西藏，甚至更为清楚的事实是西藏大量东西逃过了“文革”灾难——如上所述的大昭寺的觉卧佛像和布达拉宫，肯定是保存下来的世界奇迹之一。

　　中国官方材料估计，在旧西藏，僧尼人数占总人口的10%。上引“西藏流亡政府”的白皮书声称，在1959年，西藏有6259座藏传佛教寺庙，住着592558名僧尼。这除非理解为在整个“大西藏”境内，这个数字才有意义。

　　不必进入任何有关藏传佛教主题：它的不同的寺院、神庙和教派，高级喇嘛，活佛，高级、中级和低级僧人和尼姑，辨经、仪轨和信仰，寺院和神庙能从各类俗人处收集来的稳定的税收来源。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这一制度中有大量东西需要保护，现代意义上的佛教还是有相当多的内容要依法加以改革。作为一种信仰的佛教，强调仁慈和同情。但传统藏传佛教组织远非统一的或同质的团体。不仅在学习上，而且在其他因素上，它都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尤其是在政治上发挥着明显的作用。在这种寺院和喇嘛制度中，存在矛盾、不和、冲突、紧张和残酷。其次，在喇嘛教中，有着强烈的阶级差别，大部分僧人和尼姑贫穷、并未受过教育。实际上，这个制度下的僧尼在财产、地位和财产要求和能力上存在着巨大的鸿沟。第三，由于佛经规定“尼姑的地位低于普通僧人”，旧西藏法律规定“妇女不得参与政治事务”，因此尼姑享受不了和僧人同样的地位和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