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1年，人类进入新的世纪和新的千年。在新世纪，《中国西藏》将加大对西藏问题的分析和评论，沟通国内外对西藏的了解和认识，促进中外藏学交流，特别是想在增进对“西藏问题”的共同认识和理解方面进行一些新的尝试。基于这种考虑，我们特开辟“西方人眼中的西藏”专栏，由杜永彬博士撰写，以飨同好。

　　对于西方人来说，东方文明永远是一个神秘玄妙的男界之谜。作为东方文明宝库中的一朵齐葩，西藏文明更令西方人魂牵梦萦。

　　西方人的“西藏情结”

布达拉宫

　　对于西方人来说，东方文明永远是一个神秘玄妙的难解之谜。作为东方文明宝库中的一朵奇葩，西藏文明更令西方人魂牵梦萦。然而，由于地理、文化和语言的阻隔， 西方人眼中的西藏和西藏文明如雾中花，水中月，难见本质和真谛。越是如此，西方人越想看 个究竟。因而形成了一个解不开的“西藏情结”。

　　自然情结——西藏雄踞“世界屋脊”，被称为地球的“第三极”，其自然景观——神奇的雪山，辽阔的草原，宁静的湖泊，咆哮的河流，湛蓝的天空，洁白的云彩，巍峨的喜马拉雅山，雄伟的珠穆朗玛峰，神圣的冈底斯山，奔腾的雅鲁藏布江，成为外人进入西藏的天然屏障，被西方探险家和旅行家视为世外桃源和自然天堂，攀登珠峰，成为西方人的地理朝圣。西方人对西藏自然环境的向往，主要是为了满足其生理需要，乔治·奥维尔说，没有比到中亚或西藏进行一次真正的游历更好的事了。西藏成为西方人看得见的“香格里拉”——地理上的 “香格里拉”。

　　人文情结——西藏的人文景观，金碧辉煌的寺庙，苍凉雄奇的城堡，灿若群星的帐篷，风格独具的民居，古朴独特的民俗，神圣的活佛喇嘛，玄妙的法事活动，香火旺盛的圣城拉萨，具有无穷的魅力，强烈地吸引着西方人，将其视为净土和天堂，寻求精神寄托的乐土，成为西方人寻求心灵慰藉的看不见的香格里拉——精神上的 “香格里拉”。

　　西藏和西藏文化令西方人着迷。喇嘛教，被西方人视为与基督教和天主教相通的宗教；一部《西藏度亡经》，在西方经久不衰；一个洛桑然巴，蒙骗了无数有教养的西方人；一句六字真言，让西方人冥思苦想；西藏研究成为西方的“显学”……。

　　西藏与西方结下不解之缘是多种因素促成的。海外藏族学者在嘉央诺布的《电影、小说中的西藏与西方的幻想》一文中（《西藏评论》1998年1月号），追溯了西方人偏爱西藏和藏族文化的渊源。他写道，西方人对亚洲腹地的这块神秘土地的痴迷和陶醉，可能渊源于其在中世纪欧洲的一个失落的基督教王国的传说。中世纪，中国和中亚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的出现，肯定促成了这个传说。亚洲高地的基督教王国的故事，可能是藏传佛教的寺院仪式与罗马天主教仪式之间的相同所引起的，例如在焚香仪式上，忏悔、礼拜仪式音乐、圣水的喷洒以及在由乡村牧师主持的田野祝福一样谦卑的某些仪式。对西藏的痴迷和陶醉，在本世纪初期由于大卫·妮尔夫人的作品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她实际上使到西藏旅行成为不可思议的行动。使西藏的魔术般的形象真正僵化的书是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香格里拉”之名在英语中已找到了一个位置，如像已在人类社会消失的一个神秘宁静而充满神灵的天堂的一个标语 。

　　自从《消失的地平线》出版以来，西藏的“香格里拉”形象在其他小说和故事中频繁地更新，最好的一个例证是由理查森撰写的《西藏的玫瑰》以及兰贝特的《战争的骗子》和吉尔的《西藏》。

　　嘉央诺布认为，关于西藏的最原始和最不同寻常的小说作品，是皮埃尔·特勒的短篇小说集，题为《达赖喇嘛的故事》；克拉克的《神的九百万个名字》；每个人都读过赫格的《丁丁在西藏》。关于西藏的一部幽默的英文书籍是《黑珍珠》，这是一部“绝妙的”好读物。但是描写西藏的最持久地流行的书籍的作者是洛桑然巴，他实际上是英国人哈斯金斯，尽管他的许多作品，如《第三只眼睛》、《来自拉萨的医生》、《古人的洞穴》、《与喇嘛一道 生活》等，本来属于小说类（哈斯金斯声称，这些作品是以他从前在西藏生存的回忆为基础的），但是直到最近在西方还有相当多的人将这些作品看成是一位西藏宗教大师的真实记述。浏览这些书，我们可以发现，西方人兴趣只与他们的感情需要有关。这就是西藏的那个像梦幻一样的“香格里拉”的本质。从旅行者到学者，都专注于西藏的这个特点，而将西藏生活或文化的其他方面全部排除在外，无论那些东西对于西藏人是多么重要。

　　西方人对西藏的“发现” 和认识

僧人在做法事

　　西方人对西藏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发现”到了解再到认识的漫长历程。西方“发现”西藏的先驱，主要是探险家、旅行家和传教士，19世纪以前，他们主要是从文献记载中了解西藏，然后前往西藏的外围考察，后来才进入西藏，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撰写了一些探险考察报告和游记，对西藏有了一些感性认识，对西藏已有一个基本的轮廓。19世纪，西方的记者、官员、军人和学者加入到入藏队伍的行列，进入西藏腹地游历和考察，对西藏的了解逐渐加深。19世纪30年代，匈牙利藏学家乔玛开西方藏学的滥觞，这标志着西方人开始具有对西藏的理性认识。但是在19世纪以前，西方人对西藏历史、文化和宗教的真谛犹如隔雾观花，尚未窥见全貌。进入20世纪，1903年英国军队用枪炮打开了西藏封闭的大门，扫除了西方人进入西藏的障碍，为西方人进入西藏提供了地理上的方便；斯坦因和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盗走大量古藏文经卷，为西方人研究西藏提供了文化上的便利；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使西方势力插手中国西藏事务有可乘之机；1913年召开的“西姆拉会议”，引起了西方人在政治上对西藏的关注；十三世达赖喇嘛推行“新政”，为西方人提供了用武之地。20世纪上半叶，内外因素的结合，促进了西方人对西藏的研究，加深了西方人对西藏的认识。20世纪下半叶，随着新中国的建立 和西藏的和平解放，西藏更加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1959年西藏叛乱发生后，大批藏人流亡国外，他们不但带走了一批珍贵的藏文文献和档案，而且其中许多人还是满腹经纶的“西藏通” ，一些藏族学者被西方大学和科研机构聘为教师和研究人员，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西方的西藏研究，为西方人研究和认识西藏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西方掀起了西藏热和藏学热。20世纪80年 代以来，一方面，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西藏向西方人敞开了大门，中外学术交流日趋频繁，西方藏学逐渐走向成熟；另一方面，由于西藏分裂势力和国际反华势力的活动，“西藏问 题”国际化的趋势加剧，西方学界、政界、民间和传媒对西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西方人对西 藏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学术界、政界、民间和传媒对西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西方人对 西藏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西藏观”基本定型。

　　由于民族、国家不同，经验、观念 、知识水平、社会地位的差异，西方人眼中的西藏并不是一样的风景，西方人的“西藏观”也 不是一种模式，而是智者见智，众说纷纭。学术界、政界、民间和传媒对西藏的了解和认识以 及对“西藏问题”的态度各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