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拜读十四世达赖喇嘛在欧洲议会上的讲话，深觉精彩；再把他40年来一系列讲演从网上仔细搜读，越加惊诧达赖喇嘛那一袭绛红色袈裟下的智慧与权谋，一天比一天圆融、老练，以至出神入化矣。不过，从这些言辞漂亮、逻辑谨严的讲演中抬起头，回到现实世界，就像佛陀一样，以第三只眼里放出的毫光，比照这些精彩讲演所营造的世界与现实世界，不能不惊诧，达赖喇嘛权谋之诡谲，绝不像他自己所宣称的，是一个“不多不少，普普通通的僧人”所能为！

大法会 李小可摄

　　因此，也就不能不使人质疑他在这些演讲辞中所构建的一切，特别是关于藏族文化，关于“中国政府视西藏讲独特的文化与宗教为西藏独立之根源，因此刻意奉行一系列旨在毁灭西藏文化与西藏民族个性的政策”，诸如此类的言辞。
　　
　　众所周知，藏族是中国56个民族之一，藏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藏族文化与其它55个民族文化共同构建起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对全国各地、各民族从政治到经济采取的是“一体化”措施，即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各民族，特别是苗、瑶、达斡尔等族人民从不同的社会制度，一跃进入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与此同时，民族地区也接受了合作化、人民公社以及后来的包产到户等所有制方面的改造，在经济方面与政治方面实现了与汉族地区的同步。这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从某种角度来说，也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明眼人不难看出，近五十年来，……在文化方面，我们并没有采取简单的一体化政策，而是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信仰自由，在民族文化的认同方面做了许多工作。”（钟敬文《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探索丛书·序言》）
　　
　　正是因为这种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使得直到今天，文化的多样性在中国境内还活生生地保留着，持续着，使得全世界还能看到独一无二的女书、东巴文化，还能领略到《江格尔》、《玛纳斯》、《格萨尔》《米洛陀》这样的史诗演唱！至于对藏族文化的这种认同，则不仅体现在西藏的和平解放上，也体现在此后所实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及具体措施上。
　　
　　毛泽东无论在治军、治党还是治国上，都讲究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早在1949年2月，他与苏联特使米高扬的谈话中涉及到西藏，指出“西藏问题也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表明他已充分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情况，考虑到西藏民族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的特殊性。建国后，由于局势的变化，他命令“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但又提出采取和平解放的方针。种种努力，终于换得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订。　　
　　
　　协议的签订，使当时100万西藏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保护，西藏境内一切文明未曾遭受炮火之灾。考虑到“在西藏人民中，佛教有很高的威信。人民对于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信仰是很高的。因此，协议中不但规定对宗教应予尊重，对寺庙应予保护，而且对上述两位藏族人民的领袖的地位和职权也应予以尊重”(5月28日《人民日报》社论《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因而，西藏现行政治制度、达赖和班禅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在协议中得到“中央不予变更”，“西藏各项改革，中央不加强迫”的郑重承诺。这些承诺一直遵守到1959年。可见，和平解放之初，中央不仅对西藏的宗教信仰持认同态度，对于其经济和政治制度，是视为整个藏族文化的一部分而加以认同的。
　　

西藏社会科学院成长有大量历史古籍，这是该院的学者在查阅资料。

　　1959年，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发动3·10叛乱，首先撕毁协议。20日，进藏人民解放军奉命平息叛乱；2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西藏地方近300年的噶厦被废止，而此后实行的民主改革，更是将近700年的封建农奴制度彻底废除，使西藏百万农奴获得人身自由。从这时起，西藏才在政治、经济上开始与祖国其它省区一体化。　　
　　
　　对藏族文化的保护和弘扬，是中国中央政府一贯的政策和立场。人民解放军十八军向昌都进军途中“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住喇嘛寺”等，他们不仅不住喇嘛寺，甚至普通藏胞的房子也不住，下大雨也不住。正是这些落在实处的政策使人民解放军广受欢迎，使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40多名僧俗官员联名上书，要求噶厦速派和谈代表赴京谈判。
　　
　　“十七条协议”第九条规定：“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多次提出：要帮助西藏人民发展教育事业。第二代、第三代党的领导人，都给予西藏教育以极大关心。不仅国家投入巨资兴办教育，各界人士也热情积极支持。至今，在西藏仍广泛传诵着一段“教授办小学”的佳话。1950年12月，昌都解放两个月后，昌都小学创办。在这所西藏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小学里，留美学生、语言学教授李安宅和留日学生、语言学教授于式玉除负责学校的具体领导工作外，还亲自授课。教授办小学，这在中外教育史上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后来，他们又帮助创办了拉萨小学。
　　
　　此后，拉萨中学、西藏民族学院、西藏农牧学院、西藏大学相继创办，教育得到广泛普及。一个涵盖普通教育、幼儿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的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逐步形成，使原由寺庙、官家、贵族垄断的教育成为普通百姓的人权之一。2000年，西藏各类学校956所，在校学生达到38.11万人，适龄儿童入学率从1950年前的不到2％提高到85.8％，文盲率从95％下降到32.5％，大专以上学历人口达到3.3万，占全区总人口的12.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藏不仅有了自己的硕士、博士，还有了一批享誉全国乃至世界的专家、学者。　　
　　
　　2001年7月18日，当大昭寺僧人格列从中央代表团团长、国家副主席胡锦涛手中接过新崭崭、沉甸甸的《大藏经》时，忍不住对之行起了最高礼节——躬身顶礼。大昭寺里的藏经并不少，但像这样精美、宏丽的经典，在西藏和平解放五十年的历史上未曾有过。格列自然明白它的珍贵。
　　

1981年扎巴老人（右二）向西藏大学《格萨尔》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演唱《格萨尔》，旁边是他的女儿白玛。

　　藏文大藏经是藏传佛教“经、律、论”三大部分的总集，包括《甘珠尔》和《丹珠尔》两部分。历史上，藏文大藏经共有12种藏文经版和版本，每一种都是藏区寺院镇寺之宝。富裕人家经堂里也大多供奉。可惜的是，到1950年代这些经版多已毁失，1950年后，藏区各地各级政府纷纷拨款，重刻经版并印刷。新印制的大藏经被许多寺院，甚至农户牧民重金请回经堂供奉。不过，这些重新刊刻的经籍，往往只是其中的《丹珠尔》或《甘珠尔》，如1991年，由西藏自治区财政拨款50万元，由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负责组织刻印的拉萨版《丹珠尔》。同时，由于条件、信息、编辑、刊刻水平、教派的局限，以及其母本多经多次传抄，使得许多版本不同程度地存在错、漏、衍文，影响了大藏经的完整性。
　　
　　为此，国家于1987年在中国藏学中心专门设立《大藏经》对勘局，专司整理、对勘、出版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计划对勘出版180部。14年过去，在扎西泽仁、土登尼玛、周华等专家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已完成《丹珠尔》四种版本的原版对勘和新版编校140函，出版《中华大藏经·丹珠尔》60部。因此，2001年7月，当中央代表团携带各种礼物进藏祝贺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时，那100套各60部《中华大藏经·丹珠尔》是其中最受欢迎的。
　　
　　1985年2月25日，芬兰海滨城市巴尔库的芬兰学院礼堂里，来自世界各国的几十位史诗专家正在屏息观看电视录相：在西藏特有的蓝天白云下，一位满头白发的老者时而盘腿坐在藏式卡垫上，捻着佛珠用浑厚的声音叙述；时而站起身来，打着手势，滔滔不绝的诗句就像雅鲁藏布江水一样奔泻千里。
　　
　　这是扎巴老人1984年8月，在拉萨举行的七省区《格萨尔》艺人演唱会上演唱《赛马称王》的实况。各国史诗专家久久沉醉在他的演唱中，中国史诗《格萨尔》过去虽有所闻，特别是像法国的石泰安(R.A.Stein)、德国的瓦尔特·海希西(WaltHaixixi)等还是这方面的专家，但像这样亲眼目睹、亲耳聆听直到去年它还活在中国人口头的史诗，还能亲手抚摸到中国代表团向大会赠送的根据扎巴老人演唱记录整理出版的《天界占卜九藏》、《松岭之战》、《门岭之战》等精美书籍，这怎么不令他们震惊！
　　

藏历新年前夕，家家户户换上的经幡。扎堆摄

　　不过，令他们震惊的远不止这些，中国代表团介绍，中国政府从1958年开始就组织人力、物力、财力对这种藏族普通民众的口头艺术进行普查、搜集；“文革”结束后，更是加大投入进行抢救，1983年，又把对史诗的搜集、整理出版列入国家“六五”重点科研项目；代表团会上展示的仅仅是这个工程中的极小部分……，加上3位学者各自的科研，这在世界史诗学界引起震动，随即在国际藏学界中再次掀起《格萨尔》学热潮。
　　
　　而在国内，《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出版继续被列入国家“七五”、“八五”重点科研项目；“九五”期间，编纂出版藏文《格萨尔》精选本被列为中国社科院院级重点项目，并由财政部拨出专款600万元。
　　
　　1978年，西藏正式开始对《格萨尔》的普查、收集工作，至今已收集到《格萨尔王传》不同目录180部，发现民间演唱艺人40名，找到格萨尔传说遗址多处，收集到木刻本、手抄本40余种100多部，现整理出来的目录为首部7部、18大宗、149小宗，共174部；录制民间艺人演唱70多部，录音磁带3000多盘，有660盘已整理成文。其中18大宗已全部录制并整理完毕。现已出版16部(17本)，汉译本5部。
　　
　　1984年，扎巴等34位艺人在拉萨举行的藏区七省区艺人演唱会上登台献艺；1986年，20多位民间艺人聚集北京，他们的演唱倾倒京城，他们的技艺受到高度评价，被授予“优秀艺人”称号；1991年11月20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里，24位藏、蒙古族《格萨尔》民间说唱艺人被命名为“《格萨尔》说唱家”。这在《格萨尔》千百年来的说唱传统中，史无前例。
　　
　　1983年，藏族作家、学者降边嘉措副教授在中国社科院开始招收《格萨尔》专业硕士研究生，标志着这种藏族普通民众的口头艺术进入大学讲堂，成为独立学科；1996年，降边嘉措教授招收博士生；2000年，又是这位教授前往哈佛大学访学，把史诗《格萨尔》和中国的《格萨尔》学推介到来自全世界的哈佛学子面前。2001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将今年《格萨尔》诞生千年列入其“周年计划”。与此同时，40卷《格萨尔》精选本前四卷五本已于2000年10月出版发行，“《格萨尔》优秀艺人说唱记录本”中的“桑珠说唱本全本”45部已出版前五部6本，《话说＜格萨尔＞＝大型纪录片正在制作中。
　　
　　此外，在藏语言文字的使用、西藏文物的普查、保护，对西藏各地寺院、宗教场所的维修、保护，以至像对拉萨八廓街300多座老房子的蓝牌保护、“整旧如旧”的维修（本刊汉文2000年第6期、英文2001年第一期上曾特别报道），等等。中国中央政府对藏族文化这种切切实实的认同、保护和弘扬措施，岂是年年空喊“保护”的达赖喇嘛所可为？所能为？所愿为？
　　

打酥油的牧女。李小龙摄

　　2001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保护文化多样性宣言”，说明全世界都已关注到这两项工作的紧迫性，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将之作为基本国策之一，奉行不悖，并取得卓越成效。时至今日，中国境内56个民族中，许多堪称人类文化活化石的多样文化还得以鲜活保存，中华民族56种民族文化成为世界文化中最有生命力、更绚丽多姿的组成部分，更不用说其中的藏族文化了。
　　
　　我们知道，藏传佛教里所谓“第三只眼”，是指佛或佛徒夙世的智慧，有时特指观世音菩萨额上的菩提眼或智慧眼。而在一般人，第三只眼多意味着“慧眼”，是一种能见人之未见的智识或慧根。说到达赖喇嘛，这位观世音菩萨的转世，并以西藏“古老的传统方式教育和培养出来的”、“经长时期学习、修持佛教”的僧徒来说，从他的“第三只眼”里看见的世界理应更真实，更少人为色彩。那么，我们忍不住要问，在“至尊”达赖喇嘛这第三只眼里，被中国政府“灭绝”的藏族文化，究竟是什么？既然“中国政府视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为西藏分裂的根源”，并因而“使得整个西藏民族和西藏文明都面临着毁灭的危险”，那么，中国政府对西藏自治区内种种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的认同、抢救和保护又当如何解释？
　　
　　如果不是故意混淆视听，或者耸人听闻，我想，以达赖喇嘛的智识，是不应该有这种种言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