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民族宗教顾问
　　

图1三世章嘉银像。

　　章嘉胡土克图是清朝皇帝在藏传佛教界中敕封的唯一国师。黄教四大活佛系统之一，漠南蒙古地区最大的转世活佛，在清代共传六世，最著名的是三世章嘉（1717—1786）若必多吉（见图1三世章嘉银像）。“若必多吉”意为戏乐金刚，是其密宗法号。甘肃凉州人。四岁于青海西宁郭隆寺（后名佑宁寺）坐床，雍正二年（1724）入京，是一代学识渊博的藏传佛教大师。他曾多次担任钦差，代表朝廷处理重要的蒙藏事务，为边疆安宁民族和睦发挥了重要作用。
　　
　　“胡土克图”亦写作“呼图克图”是藏语“朱必古”的蒙古音译，意为“化身”。清朝廷用来作为授予藏蒙大喇嘛转世活佛的封号，地位崇高，名册载于理藩院，下辈转世必须申报朝廷封授。清代享有此名号的活佛，西藏有十八名，青、甘、川、藏、蒙共有一百五十八名。章嘉胡土克图是青海佑宁寺五大活佛系统（章嘉、土观、松巴、却藏、王嘉）之一。佑宁寺原称“郭隆寺”位于今青海互助土家族自治县，始建于明万历年间，是格鲁派在青海地区修建最早，最有影响的大寺之一。章嘉系统与清朝廷建立联系始自二世阿旺罗桑却丹（1642—1715），他因调解外蒙古喀尔喀土谢图汗部与扎萨克图汗部之争有功，受到康熙皇帝的赏识，康熙三十二年（1693）奉召进京，1701年蒙古各部在多伦诺尔会盟，委派他为多伦诺尔扎萨克达喇嘛，管理内蒙古地区的喇嘛事物。康熙四十五年（1706）敕封“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管理北京地区的喇嘛事务。雍正帝在即位前就与二世章嘉关系密切，二世章嘉康熙五十四年（1715）圆寂。

　　雍正元年（1723）青海发生了罗卜藏丹叛清事件，佑宁寺毁于兵燹，雍正帝特命清军统帅年羹尧寻找到幼小的三世章嘉，护送来北京，驻锡弘仁寺。雍正二年十一月，章嘉移驻嵩祝寺，举行了坐床典礼。从此遵照雍正帝的旨意，跟随当时京师的掌印喇嘛二世土观活佛学习佛教经典，并进宫与皇子弘历（乾隆帝）一同读书。十八岁奉旨承继章嘉册印，雍正帝谕旨：
　　
　　“章嘉呼图克图呼毕勒罕，来历甚明，于经典性宗皆能通晓，不昧前因，实为喇嘛内特出之人，应照前身锡封国师之号，其原有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印，现在其徒收储，勿庸颁给外，应给予诰命敕书。”[1]
　　
　　从此这位年轻的活佛开始了他长达五十年的杰出的宗教、政治生涯。章嘉国师一生多次以大活佛与朝廷特使的身份，奔波于雪域高原，大漠南北参与解决重大的民族宗教问题。他首次出马在雍正十二年（1734）。雍正六年（1728）西藏阿尔布巴事件被平定后，清廷为防止准噶尔部侵藏危及七世达赖喇嘛安全，派兵护送达赖到理塘暂住，后又移往泰宁噶达惠远庙。雍正十二年（1734）藏中局势平稳后。雍正帝谕旨章嘉国师偕同果亲王允礼前往泰宁看望七世达赖，并护送达赖返回西藏，章嘉此行与七世达赖喇嘛、五世班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广泛联络了西藏僧俗上层，建立了他在西藏佛教界的威望，他在拉萨三大寺讲经说法，声誉大振，受到全藏僧众的崇拜，以至僧人们争饮其净手之水，脱帽为他铺路。章嘉圆满完成了第一次朝廷使命。
　　
　　乾隆元年（1736）回京，朝见了刚刚登基的乾隆帝，皇帝对他十分器重，赐给他管理京师寺庙扎萨克达喇嘛之印。章嘉的学问与才能深得乾隆帝的信任，从此成为乾隆皇帝处理蒙藏民族宗教问题的重要顾问与助手。蒙藏地区发生问题大都向他咨询。乾隆二十二年（1757）七世达赖圆寂，他再次受命入藏，完成了主持认定达赖喇嘛转世灵童，辅佐新任摄政第穆呼图克图，稳定西藏的大局多项重任，一去近三年，1760年才回到北京。乾隆帝“亲自走出寝宫院门迎接，一见章嘉国师，马上以满族的礼节亲切接待，行抱见礼，互至问好，献上洁白的长哈达，并说：‘诸事圆满完成，一路平安归来，与朕相聚，朕不胜欢快。’他们进入寝殿，坐在同一个坐垫上，详细谈论西藏的情形。大皇帝高兴地接受了章嘉国师从西藏带来的佛像、唐噶、香料等大量礼物。”[2]

图2七世达赖喇嘛画像。	图3上乐王佛唐卡

 

　　图2七世达赖喇嘛画像是章嘉从西藏带回献给皇帝的珍贵唐卡。系18世纪西藏作品。布本设色， 画心纵72厘米， 横46厘米。画面上的格桑嘉措，神态庄重，结跏趺坐，右手拈莲花，左手持佛经。画面上方正中绘有三位高僧，为宗喀巴和他的两大弟子贾曹杰、克主杰，他们被格鲁派尊称为“师徒三尊”。画面左上方为大威德，右上方为白度母；左侧上方是五世班禅和释迦牟尼，右侧上方是文殊菩萨和妙音菩萨；画面下部左为阎魔尊，中为吉祥天母，右为黄财宝护法。唐卡背面有白绫签题记：
　　
　　“乾隆二十六年三月初六日钦命章嘉胡土克图认看番画像达赖喇嘛源流一轴……。”
　　
　　番画像即西藏画像，是七世达赖主持藏政时期拉萨地区画家的优秀作品。雍正十二年（1734）七世达赖喇嘛由泰宁返藏后，二十年间为稳定西藏的大局，作了很大的贡献，乾隆十五年（1750），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叛乱，七世达赖迅速擒获逆党，安抚难民，平息了动乱，得到朝廷的信任，1751年四月制定了《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废除了“藏王”体制，命达赖喇嘛掌管噶厦政府。在驻藏大臣的辅佐下，实行了以达赖为首的政教合一体制治理西藏。章嘉两次进藏办理有关七世达赖的事务，为朝廷治藏政策的实施，七世达赖圆寂后的西藏政局的平稳过渡，起了很大的作用。以后他亲自撰写了《七世达赖喇嘛传》，是一部有历史价值的达赖传记。
　　
　　乾隆四十五年六世班禅朝觐，是清代民族关系史中的大事，章嘉国师不辞劳苦担负了主要的接待工作，担当乾隆帝的特使与六皇子一起到岱汉远迎班禅，班禅与乾隆帝会面时亲任翻译。安排衣食住行全程陪同，直至班禅圆寂后的丧事办理，竭尽了全力，在这次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做了特殊的贡献。

　　藏汉佛教文化交流的使者

　　章嘉是清代最著名的藏传佛教大师，通达大小五明，精通汉满蒙藏多种语言文字。作为一代高僧他不仅在蒙藏地区，在内地也享有盛誉，清人笔记中多有记载，颇具传奇色彩，《詹曝杂记》说：“每元旦入朝，黄宪车所过，争以手帕铺于道，伺其轮压过，则以为有福。……蒙古经及中土大藏经皆能背诵如瓶泻水。汪文瑞尝叩一事，辄答以某经某卷，检之果不爽，则其人亦未可浅量矣。”《圣武记》：“晚年病目，能以手扪经卷而辩其字。”
　　
　　乾隆帝曾从章嘉学佛，拜为金刚上师，章嘉为乾隆灌顶，乾隆向他施顶礼佛足的大礼。乾隆在章嘉的亲传下修习藏传佛教，他曾说：
　　
　　“朕自乾隆八年以后，即诵习蒙古及西番字经典，于今五十余年，几余究心讨论，深识真诠。”[3]
　　
　　乾隆对西藏佛教，西藏文化有相当深入的了解，直接影响了乾隆时期国家治理蒙藏的策略。这都与章嘉的传授分不开。章嘉是佛教大师，一生致力于宏扬佛法，他精深的佛学造诣，特殊的民族文化背景，崇高的活佛地位，特别是与皇帝的密切关系，所以不仅在政治上发挥了宗教领袖的作用，在藏汉佛教文化交流方面影响更大。
　　
　　从建筑方面看，举凡清代北京、山西、热河，内蒙的藏传佛教寺院，追根溯源几乎都有他的影响，尤其是在宫廷的范围内更为显著。乾隆九年（1744）他协助乾隆帝将雍和宫改建为京内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乾隆时期在北京、热河、五台山兴建的众多的藏传佛教寺院，他都参与了指导审定。

图4故宫雨花阁

 

　　图4故宫雨花阁，是紫禁城内最大的藏传密宗佛殿，建成于乾隆十五年（1750），巍峨高耸于故宫西部，四角攒尖顶，上覆镏金铜瓦，顶立镏金喇嘛塔，是故宫内唯一藏汉合璧的建筑。这座著名神殿仿古格托林寺坛城殿，是国内保存最完好的藏传佛教密宗四部神殿。从建筑到殿内佛像供器的配置，章嘉都参与指导和设计。如档案所记；
　　
　　“二月二十八日，副都统金将遵旨拟画得雨花阁上安设无量寿佛宝塔纸样一张交太监胡世杰，传旨：照样准做，成做时其塔上风带坯片要厚，再欢门交章嘉胡土克图画，有莲花座喇嘛字先呈样，塔肚内应装藏亦着问章嘉胡土克图。”[4]章嘉在传播藏传佛教艺术方面的贡献尤为巨大，他精通佛教艺术，宫廷制作了大量的佛像、法器、唐卡，多请章嘉指导把关，有时奉旨直接参与创作，档案中有大量记录：
　　
　　“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初四，……着章嘉胡土克图拟供佛三尊一堂或五尊一堂安供画样呈览。”“……手持金刚应做何颜色，着四德问明章嘉胡土克图，画样呈览。”[5]
　　
　　乾隆时期西藏进贡的藏传佛教文物，主要由他鉴定加持，如图3上乐王佛唐卡，背后缝有白绫签题记书：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初一，钦命章嘉胡土克图认看供奉额尔德尼诺们汉阿旺错尔提穆恭进达赖喇嘛前辈亲供利益画像阴体上乐王佛”。
　　
　　此唐卡所画上乐金刚为四面十二臂造型，为黄教所传上乐金刚法本尊的标准形象，用色明丽，绘画细致。这是历辈达赖所供的珍贵唐卡。清宫廷的藏传佛教文物，集中代表了清代西藏佛教艺术在内地的传播与发展，章嘉国师无疑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

图5《满文大藏经》

 

　　章嘉精通多种语言，是清代的佛教大译师，曾主持蒙文翻译藏文大藏经《丹珠尔》 。又主持《满文大藏经》翻译，图5《满文大藏经》，共计108 函，2535 卷，仿藏文佛经贝叶夹装，每函上下有两层木质护经版，髹朱漆描金绘莲花八宝图案，内层经板裱黄绫，彩绘佛像，覆织金缎经廉。经文以满文木刻朱印，每页长73厘米，宽24厘米，刻写精美装饰豪华。《满文大藏经》的翻译刻写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始，直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才全部完成，历时十八年，是清代文化史上的大事，乾隆把它视为编定《四库全书》一样的重大事业，又把这一文化重任交给章嘉。《啸亭杂录》记载：
　　
　　“设清字经馆于西华门内，命章嘉国师经营其事。达天、莲筏诸僧人助之，考取满文誊录纂修若干员翻译经卷。先后十余年，大藏告外蒇，然后四体清字始备焉。”
　　
　　章嘉国师在藏汉佛教文化上的贡献是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