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迄今为止的主流经济学研究中，经济活动参与者被抽象为追求其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活跃在经济学模型中的经济人，不分男女，皆为中性；无论老幼，都是理性决策者。到了人口学、社会学和人类学那里，性别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从这些领域的作品中，读者多半可以看到越来越具体而丰富的个人和人群的面貌。《中国藏族人口与社会》(孙怀阳、程贤敏主编，中国藏学出版社)这本人口学著作中的多数章节，便添加了性别视角，并因此而使读者看到有关我国藏族人口婚姻、家庭、生育、健康、教育和宗教信仰的全景画面。
　　
　　仅仅是在精读之前浏览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被它包含的丰富资料所吸引。这些资料的特色首先在于，它的主体部分是对国家统计局第4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计算机处理的结果，数据既系统又可信。其次，部分时间序列数据来自于职能部门的工作档案，例如有关20世纪50年代藏族人口健康状况的资料，即为当时中央卫生部派遣的医疗队为藏族人口做的体检记录。再其次，有关专题的历史性回顾，大量引证了已有的民族学和人类学个案研究成果，例如民族学家李安宅先生20世纪30年代在甘南夏河、40年代在四川德格的调查。这些文献资料不仅使全书信息充实，而且还增加了可读性。
　　
　　我从中得到的一条印象最深刻的信息，是1990年我国藏族人口达459.3万人，其中 45.6%生活在西藏自治区，另外一多半分布在四川、青海、甘肃和云南省境内。西藏全区总人口为219.6万人，藏族人口占96.1%，其余多为汉、回、纳西、门巴和珞巴族人。藏族人口结构有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女多男少，1990年性别比为97.5（女性人口=100)，不仅低于全国(105.9)而且也低于其他少数民族的水平。出于对这种现象的好奇，我在阅读中留意了所有关于其形成原因的论述，并在掩卷之后根据书中提供的信息，从对性别比的讨论入手，抽出如下有关人力资源发展问题的线条：
　　
　　第一，历史上偏低的性别比对现在依然有影响。根据李安宅先生的调查结论，1945年藏族人口的性别比仅为74.2，这主要是宗教行为使然。藏族人民笃信佛教，入寺为僧为尼的现象非常普遍，但男子出家比女子出家的人数要多得多。当时德格县普通户人口的性别比是54.6，寺院却高达2927.3。这就使得大量处于生育期的妇女不能婚居，从而导致家庭生育功能萎缩。藏族传统的多偶婚现象，虽然或多或少地弥补了畸形性别比给人口再生产带来的消极影响，但同时也造成相当数量无配偶家庭的存在，并埋下性病蔓延的潜在危机。40年代德格县有配偶的家庭仅占总户数的44.5%，这种现象到90年代虽有改观，但该比率也不过65.7%。 
　　
　　第二，男子出家为僧，必然将不少繁重的体力劳动留给了单亲家庭中的妇女。从养育子女料理家务，到打柴背水修墙造屋，及至耕作田野放牧牛羊，藏族妇女皆为主力。这一方面损害了她们的健康，另一方面也使婴幼儿由于得不到悉心照料而夭亡。西藏和平解放初期，婴儿死亡率高达430 ‰。1990年全国藏族人口婴儿死亡率下降到88.77 ‰，其中男性为95.88 ‰，女性为81.41 ‰，但比全国平均水平还是高出一倍多。
　　
　　第三，伴随婴儿高死亡率现象的是高出生率。从80年代开始，全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2.5‰左右。藏族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则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6倍。不过，藏族人口的生育特征是部分妇女终身不育，部分妇女高频率生育。1990年，前者占成年妇女的17%，后者(生育5孩以上〉占21%。两种现象都是社会不发达的产物而非妇女的生育意愿所致。据该书作者的调查，多数藏族妇女的生育意愿是3个孩子：“一个放牧，一个上学，一个出家”。然而不育者由于妇科疾病或其它原因引起的健康受损而难以实现生育愿望，多育者则因缺少利用计划生育服务的知识而饱受多育带来的劳苦。两种现象都包含着妇女健康知识不足的因素。调查结果还显示，藏族妇女中受过教育者的总和生育率较低。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教育对促进妇女生育健康的积极作用。
　　
　　第四，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低，既是欠发达的原因，又是欠发达的结果。1990年，藏族15岁和15岁以上成年人口中有近70%的人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受教育人口的性别比(女性=100)为2.14，女性受教育水平明显低于男性。从儿童就学率来看，这种趋势还没有出现彻底改观的迹象。6-14岁藏族儿童的就学率仅有22.7%，这表明藏族人口的高文盲率问题需引起重视。西藏自治区男童就学率为30.5%，女童就学率为19.9%，表明受教育机会方面的性别差别还将继续存在。
　　
　　如此之低的就学率究竟是教育供给不足还是需求不足造成的?这个问题在书中虽有讨论，但是没有深入探究。据1993年的中国藏族人口统计和1997年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8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为了促进藏族聚居区人力资源的发展，不断加大转移支付中的教育拨款。1979年，中央的教育拨款在西藏自治区财政总支出中所占的份额为4.3%，到1989年，这个比率上升到14%以上，1996年，又进一步提高到10%。在此期间，中小学数量迅速增加，但全区2474个小学中平均每个学校只有42个学生，教师与学生的比例为1∶12。与此相对照，全国平均每个小学的在校生为197个，教师与学生的比例为1∶23。由于青藏高原人口密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个比例还不能完全说明儿童就学率低就是需求不足所致，但参照学龄儿童就学状况来看，至少表明供给的改善并未刺激教育需求的显著增加。
　　
　　第五，如果要探究教育需求不足的原因，首先需要观察劳动人口的就业和收入状况。遗憾的是，在这本书有关就业的章节中，性别成了被遗忘的角落。不仅是对就业者的统计不分性别，对读者可能最关心的就业者收入则根本没有提及，更谈不上对教育报酬率的估算。也许这些领域正是经济学家施展分析工具的空间。我认为，由此展开研究，才有可能确认人力资源投资的最佳切入点，从而有助于改善发展援助效率，使藏族人口在提高受教育水平的同时，主动参与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及活动，主动参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全过程，积极创造有效率的就业机会，以便增进整个民族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