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有义先生近照

　　老一代著名藏学家李有义先生，是最早参与构建我国现代意义藏学研究的社会学民族学家之一。先生今年适逢90华诞。如果从发表《杂古脑的汉番贸易》，《杂古脑喇嘛寺经济教育组织》（1942年5月）算起，他进入藏学研究领域至令已逾60个年头了；在对西藏社会的考察与研究方面，他更是当之无愧的开拓者。

　　在藏、汉、蒙古各民族有识之士促进下，继1920年前后西藏地方领袖连续派遣代表驻在北京进行联络，1930年正式任命了住南京国民政府总代表设处办事之后，194O年国民政府又在拉萨设立了蒙藏委员会办事处，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关系逐渐恢复正常，这也就为内地直接研究西藏创造了条件。1944年沈宗濂，柳升棋、李有义、李茂郁等一些驻藏官员带着了解和研究西藏历史和现状的理想进入西藏，其中李有义是专以研究西藏社会作为主要目的的。李有义30年代初就读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30年代后期又入设于云南呈贡魁星阁——我国新创社会学派研究基地续修研究生课程和进行社会调查实践，是得到我国引进英美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创造采用田野方法进行社会调查，以之研究我国不同民族，不同层次社区的倡导者昊文藻精心培养的民族学——人类学者之一。1944年当沈宗濂被蒋介石直接派为驻藏办事处处长，正欲遴选熟悉西藏又善于调查的官员时，昊文藻教授也正在相机摆布其在全国各地进行调查的计划，借以推动他的“社会学中国化”，于是便以身兼蒙藏委员会顾问之便，推荐李有义随沈入藏，安排后者调查西藏社会及其政教合一制度。这样就为李有义创造了开拓西藏社会调查与研究的契机。

　　李有义1944年夏季进入西藏，至1947年下半年离开，共在西藏任职三年，也在西藏调查研究三年。他被委为办事处政治文教科长，除在因所任官职忙于应对地方政府官员、僧俗要人的交往中，探察当地政治、宗教、文化、经济等实在的情况外，因为当时西藏是封建主严密控制的社会，英印侵藏势力又派有监视、挑拨者窥伺在侧，地方官员心存疑虑，深入系统的调查困难重重。为此，李先生只好利用刻苦学来的藏语藏文和文献知识以文会友，通过曲折的方式从诸多学问大家处探寻更多的真知灼见。新的社会学民族学社区调查理念，要求深入社会切身体验，这在当时既十分艰苦，又障碍重重，李有义不畏高原奔波之苦，千方百计越过封建主的樊篱，走进了许多地区的庄园和牧场，直接接触社会底层的农民和牧民。虽然依他说“只走了西藏一半”，但这却是一个难得的超越，从其对于农牧区面貌和生活的生动介绍和科学阐述中可以看出，他是对于西藏社会和人民有真实了解的第一位学者。他的这些收获除去1948年前后发表在清华、燕大学刊和讲座中所授以外，又比较集中地收录在195年“献给解放西藏的人民解放军”的《今日的西藏》一书中。这个规模不是很大的专著除去在西藏地理历史的阐述中以亲历材料施予的校正外，还第一次全面揭示了西藏的社会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的真实面貌；从宗教、政治、经济多方面历史发展中分析和剖示了“政教合一”制度，他第一次概括介绍了由三种地主（即后来所说的三大领主）完全掌握着土地所有权，从而形成僧俗领主对整个社会垄断性控制的封建性实质。此外，在对西藏人民的生活、家庭和文化的介绍中，他以科学的民族学考察和历史的分析做出了实事求是的介绍，廓清了许多长期被当作猎奇目标的虚幻讹传，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因而也是具有开拓意义的。李有义为西藏科学考察还付出了许多沉重的个人牺牲这种精神正是我国人类学者“学科应用性格”的再体现。（1）

　　全国基本解放，新中国建立前后，回到北京的李有义教授以其亲历西藏的藏学家身份连续就西藏地方主权归属，帝国主义者妄图霸占西藏的卑劣图谋等问题发表文章，为西藏地方早日回到祖国怀抱而呼号并撰著了前述《今日的西藏》。后来他转入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专门从事西藏社会与历史的研究，1954年以其所掌握的资料与1951年随军进藏考察的前后学友林耀华、宋蜀华等一起撰著了系统介绍西藏的《西藏社会概况》，这是当时提供有关单位和领导研究西藏问题最为全面的著作。

李有义先生和著名藏族史学家王辅仁先生（左）、藏语文专家胡坦先生（右）在一起合影。

　　1956年全国人大组织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抢救性调查，李有义以知名西藏研究专家身份被委任为西藏调查组长率领王辅仁、刘忠等人进藏调查，到西藏后他又亲自带领年轻的西藏干部札错、郭冠忠等深入山南，对拉加里（山南王）辖区的历史沿革、土地、臣属和人身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调查，作为一种典型写出了详密的调查报告。随后，他又主持参加各地调查的同志座谈，讨论西藏的社会经济制度问题，组织王辅仁、刘忠、郭冠忠等人一起编写了《西藏的土地制度》文稿，并亲自撰写了其中《历史演变的探测》、《阶级结构》两个重要的部分。这是此类问题的第一次理论性探讨，《文稿》是为有关领导和理论界的后续研究提供的第一个系统的基础材料。上述惰况表明，1956到1957年李有义先生正在以热爱祖国、热爱西藏的饱满热情，运用十数年实地调查积累和深入研究锻造的功力，走进藏学研究创作的高峰期。

　　然而，可惜的是由于天性率直，他那无所顾忌的慷慨陈言，“遭遇”到1957年夏季的不利“气候”致使受到莫须有的批判，并被迫离开西藏调查组，失去了直接研究西藏的机会。所幸的是因他深具专长，被新建的民族研究所留任教授，被派去四川参加甘孜藏区的调查，之后又参予了甘青川滇和西藏几个组合作编写《藏族简史》的工作，得以继续在藏学研究领域耕耘。虽然在60年代以后，受当时对待知识分子和学术领域内不利政策和思潮的影响，李失生的学术生涯遭到各式各样的阻遏和压制，但他对于藏学和西藏地方深植内心的挚爱之情从未稍减。

本文作者和李有义先生合影。

　　首先是他对引进先进的民族学田野调查进西藏始终热惰如初。除去亲自开拓了走进社会、走进人民、广交朋友和深入实际调查之路外，1956年又把这种方法和作风带到了他所率领的调查组，传给了他的年轻伙伴，为续后的西藏社会历史调查在学风上做了正确的引领。以后在四川或在北京他也经常以之鼓励后来的从学者，笔者即受教者之一。为亲传此道，1964年他申报计划招收了民族学——藏学研究生，所收学生虽然后来因十年浩劫，未能接受计划教学，但也还在其影响下获有民族学成就，如近年活跃在影视人类学和藏学上的张江华即为其中之一。70年代末我国科学教育曙光再现，年近七旬的李有义先生毅然决定为延续学科传承再次负起培养硕士之责，除亲自开授了民族学、藏族史、田野调查等多门课程外，竟于高龄之年进入西藏，亲自带领学生进行田野考察实习，这种真传实教，使其弟子藏族青年格勒从学问到学风得到深刻的教益，为其后来成为首位藏族博士学位获得者和成长为藏学骨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李先生为藏学研究的建设和深入发展总是不遗余力的。上世纪60年初他与西藏历史、宗教专家王森、柳升棋、藏族语言专家金鹏等为首共同构建了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藏学研究群体，使其在藏语文，西藏古代和近代历史，藏传佛教发展史和西藏社会和民族学等所有学科的研究上都有成体系的建树，成为当时国内唯一门类齐全，拥有人材梯队的藏学基地。1964年李先生为支持对西藏宗教的研究，翻译了（德）霍夫曼的《西藏的宗教》，后又配合学科发展从（意大利）杜齐的《西藏画卷》中摘译出《西藏中世纪史》。其它还选择了《拉达克史略》、《蹄上生涯》（西藏放牧业）等多种国外藏学新著。为配合研究，了解分裂主义分子动态，70年代后期，又翻译了英人黎吉生的《西藏简史》，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英文版），十四世达赖的《吾土与吾民》等多种反面教材。

李有义先生与国外藏学家交谈。

　　李有义先生在热心西藏研究中也与藏族同胞建立了深厚的情感，从上世纪40年代在西藏时就在上至官员贵族，下及所办学校的学生中广交朋友，五六十年代在北京，他和夫人王毓鸾先生经常在家中接待当时在中央民院学习的藏族年轻学员，给以学习和生活上帮助。例如近些年主持西藏文物工作的甲央同志就是他的忘年交之一。80年代后在改革开放的形势鼓舞下，李有义先生更是不辞海内外奔波之劳，尽力利用友情资源，向海外藏人介绍国内和西藏的情况，为争取他们心向祖国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注：
　　①周大鸣先生在《中国人类学的应用性格》（光明日报2002年4月16日）一文做出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