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容辖私塾旧址。

　　拉萨市城关区东孜苏路81号是一处年代古旧的藏式楼房，房名叫“娘容辖”，是拉萨市文物管理局1998年登记、挂牌的拉萨古建筑保护院之一。常听老人说起娘容辖，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近代西藏著名的私人学馆——“娘容辖私塾”的旧址。

　　在拉萨，在八廓街，没有几个老人不知道“娘容辖医师”、“娘容辖先生”、“娘容辖学校”的，过去那可是响当当的招牌。

　　生在藏医世家  得到名师指点

　　“娘容辖先生”，本名措结·仁增·伦珠班觉，1898年（藏历第十五饶迥土狗年）生在尼木县普松地方如村一个叫如门巴仓的藏医世家，父亲措结·丹增觉杰，母亲是贵族玛朗巴家的小姐，名叫玛朗·次仁卓玛。

　　如村是个很美的地方，村前有座山，山下有座寺，寺旁有湖，湖边绿草茵茵、野花烂漫、牛羊成群。仁增·伦珠班觉的童年就是在这样一个如诗如画的环境中度过的，他长得非常健壮，人也很聪明。

　　8岁以后，他一边跟随父亲学习藏文、学习识别普通藏药和诊断常见病的知识，一边帮助母亲干家务活。

　　由于是藏医世家，常有慕名前来求医问药之人，但丹增觉杰深感自己孤陋寡闻、眼界狭窄，叹息自己的医术不能治愈所有的病痛。他想，与其让儿子在自己身边抱残守缺地撑门面，不如送他到外面闯荡，学到一身过硬的本领，续写藏医世家的济世传奇。

　　1916年，18岁的伦珠班觉来到拉萨。他有幸奔投到十三世达赖喇嘛佛前御医欧席·强巴土旺门下系统地学习藏医理论、实践知识。当时，他很拮据，就在拉萨八廓街租了一间又黑又暗的小屋子。老师夏天在罗布林卡工作，他每天一大早起床从住处走七八里路赶到罗布林卡，给老师挑水、生火、熬茶，把老师的房间打扫得一尘不染。如果老师还没有起床，他就在屋檐下面背诵医书，老师起床了，他就把热腾腾的酥油茶端上，恭敬地伺候用餐，老师工作稍有闲暇时便上前虚心求教。由于他一心一意地服侍，老师教他医书也格外认真、尽心。

　　有时候，老师带他们到色拉寺的天葬台，亲自解剖尸体，让学生亲眼观察死者身体内部的病变部位，并一一指点病灶和得病原因、治疗方法等。有时候，老师带他们到拉萨河边，教他们如何观察人粪便，并教诲他们当医生不能有半点怕脏怕累的思想，他亲自操作，并逐一安排学生现场实习。在老师的细心指点和严格管教下，仁增·伦珠班觉学业突出、进步很快。

　　29岁那年，他与腊撒瓦家的一个女孩成亲，搬到果布康萨大院居住，生下两个女儿。这时候他已经单独行医并小有名气，人称“果布康萨医生”。

　　1929年，他带几个学藏文书法的儿童在家中开办了小型私塾。由于教学效果好，口碑甚佳，送来的学生越来越多，“果布康萨私塾”的名声在拉萨传开了。

　　期间，他一度担任拉萨朗孜厦（治安机构）秘书，可是后来被解职了。据说那时候先生每天忙着给人看病、教书，少有时间处理公文，一次出了差错，被罢免。先生不恋官场却倾心利益民众之事业，这注定了先生的一生清贫，但他从来没有后悔过。

　　第二次成婚后，先生把家从果布康萨搬到娘容辖大院东厢。

　　娘容辖本是大贵族索康的房产，先生把它租下来，在那里开办私塾和诊所，楼下是课堂，楼上是诊所，楼顶上晒药。他的事业从这里走向鼎盛。以后直至先生辞世，人们始终称他为“娘容辖医师”，“娘容辖先生”，他原来的名字反倒没人叫了。

　　教学有方的“娘容辖私塾”

　　旧西藏教育有寺院教育、官办教育和私塾教育三种形式。而私塾教育又有家塾和私人学馆之分，前者是权贵富商们聘请老师在自己家中为子女授课，后者是私立学校。私人学校一般开设藏文书法、筹算等基础课程，高年级教授书信、公文、契约等应用文体写作，教学形式主要是书写和背诵，实用性比较强。

　　1959年以前，拉萨有大小十多家私塾，主要有沃金执教的“达布林私塾”、拉萨荣白·伦珠土登桑培执教的“电报局私塾”和措杰·仁增·伦珠班觉创办的“娘容辖私塾”，其中“娘容辖私塾”规模最大、名气最响，鼎盛时期学生达到200 多人，令其它私塾望尘莫及。

　　据当时的学生介绍，娘容辖私塾的教学和生活情况是这样的：每年新生入学，首先要向先生申请，一经同意，新生家长要给所有学生每人施三碗酥油茶，一勺楚玛哲松（人参果米饭），给“根约”（班长）以上的则直接盛在白瓷碗中端上来。新生家长根据家庭财力，还要给每个学生略备碎银，以示心意。

　　而后，新生到楼上给先生敬献哈达和礼物，并接受先生的祝福和教诲。先生为学童念《皈依赞》和《文书颂》，为其开启智门，勉励学生勤奋读书、早日成才。礼毕，新生下楼，给师哥师姐上二道茶、三道茶，请“根达”（助理教师）、“根约”念《文殊颂》并请求把自己的名字写入学童花名册，挂在教室立柱上，入学仪式就此结束。

　　转天，“根达”根据学生实际水平，将其编入相应的年级，并代表先生手把手地教新生写第一行藏文字母。

　　先生说过，制定这些规矩是为了增进新老学生间的团结和友谊，让他们从小在一个和睦、亲密的环境里学会尊老爱幼、发奋努力，从小培养良好的个人品格。

　　先生特别重视学生上早课，认为早晨人的智力最佳，记忆力最好，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时间，多学多记。每天早晨，当“肉眼能看清掌纹”的时候学生到校，“根达”按照先生的嘱咐安排学生反复念颂“向喇嘛上师文殊菩萨顶礼致敬，嗡啊热巴杂呐迪迪迪迪迪……”而且按规矩要求学生把有些音节念得越多越清脆越好。不解藏民族文化的人怀疑这是不是迷信行为，但先生教书有他的道理。上师（喇嘛）和文殊（江央）在藏文化中被认为是知识和智慧的化身，向上师、文殊致敬，也就是向知识和智慧顶礼，长期反复念颂被认为具有巩固意念、催人奋进的功效，至于念“迪迪迪”音节，实际上是训练口齿，使之清脆、伶俐，这也是防止结巴的好办法。

　　学校纪律严格，规章制度齐全，这里面有先生很多的心血。为了办好私塾，先生可谓绞尽脑汁，想出了很多点子，其中有些是他独创的。

　　鼎盛时期的“娘容辖”有200多名学生，四个年级，先生按照藏文书法字体给各个年级命名，最低的班叫“嘎布西”，往上是“粗仁”、“粗益”、“基哲”。

　　先生从每个年级的学生中选出四个“兴果”，称粗仁兴果、粗益兴果等。他们相当于榜样生或类似学习委员，品行端正、学习好的学生才能做兴果；兴果上面设立四个“根约”，相当于班长，负责班里的日常事务；根约之上有四个“根达”，相当于校长助理或类似现在的班主任；还有四个“益坚果巴”，负责管理学校纸笔、墨水、书写板、座垫等，相当于后勤管理人员。这些都是从学生中选拔。其中的益坚果巴，年龄大些、学习差些无妨，只要责任心强、能吃苦、办事公道、有威信即可。人们说在先生这里，各种类型学生都能发挥特长。这种学生管理学生的方式对激励竞争意识、熟悉未来社会角色、培养学生各方面能力有特别的好处。

摄于1969年，先生时年71岁。

　　为加强学校纪律，先生亲自负责制定《十大纪律》，内容主要有不准打架，不准欺生，男女生着装有别，为了安全不准在屋顶上放风筝，除了削笔刀不准携带任何利器，以防发生意外……。学生在外面打架，如果对方家长找上门来，经查实，就要挨皮鞭。学生也有一定的自由空间，生病、遇事可以请假，研墨、削笔也没有严格的限制，学习环境比较宽松。因此，新生从不间断，特别是贵族子弟，都愿意到娘容辖私塾上学。

　　学校教学以藏文书法为主，先生定的书法模本是《萨迦格言》、《水木格言》等。到高年级教授文法、筹算，所谓筹算，实际上是珠算的雏形，用小石子、小贝壳作筹码计数，特点是形象、易记。娘容辖的特色教学是地方政府通告、契约等应用文体，据说这也是先生的独创。

　　学校每月13日、28日进行会考，先生亲自打分。按照分数高低排队，由每个高分者依次逐个往低分者鼓足气的腮帮子上弹抽竹笔，考分最低的被抽得最多，但他也有解气的对象——向挂在立柱上的一块生牛皮抽打竹笔，而且还要向牛皮磕头，学驴叫打滚逗人发笑，尽量平衡心理。

　　藏历十二月二十七日前，进行新年会考，学生可以画各种吉祥符号挂在教室墙上，即兴发挥，当众讲解，非常热闹，可以说这是苦读一年后的狂欢时刻。平时，先生不允许学生把字纸带回家，但考试试卷一定要带回家里让父母、亲人过目，也算是先生对学生家长的交待。

　　施善济贫  鞠躬尽瘁

　　先生说过，刚开始他只想专心行医，没有创办私塾学校的打算。后来，他的视力每况愈下，直到几乎失明。在极度郁闷中，他到外面朝佛，在山上遇到了赫赫有名的帕崩岗活佛。活佛从行善消灾的藏族传统观念出发，考虑先生个人的特点，劝他开办私塾，兴善于人、为民造福，或许能缓解个人身心的痛苦。这正合先生的想法，因为自从眼睛患病，他突然有一种紧迫感，常说：“若将学问束之高阁，喇嘛上师又有何用？”所以他决心办学。

　　娘容辖私塾除一至两个月收一次掏公厕的钱，五至六个月收一次房租费，为了不增加学生负担，先生不收任何其它学杂费用。先生的二儿子强巴欧珠清楚地记得房租费是每人半年一个“雪岗”（藏币面值单位），当时两个“雪岗”才能买一小罐酸奶，而且这点钱他只是代收要上交给房东的。可以说，先生办学不但不赚钱，还得赔钱进去。他一家的生活全靠行医和老家接济。因此娘容辖生活很清苦，除了先生自己，夫人和小孩都和佣人一块吃饭。

　　行医是学校得以正常维持的经济基础。先生行医非常认真，他的学生加日巴·洛桑朗杰亲眼见过先生给病人验尿。验尿的专用瓷碗每天都要洗一遍、擦拭得干干净净，不见一滴水珠。病人用尿把碗冲一遍，再把尿液端到先生跟前。先生床底下放着一把新扫帚，先生每次抽出一根扫帚丝把尿端到眼前搅来搅去，看了又看。看了还不够，有时候把尿滴点在指甲盖上，用舌头舔尝，以做出正确的诊断。

　　虽然靠行医生活，可药钱却是给多少算多少，很多穷人给不起药钱，先生不仅给药，有时候还把糌粑、钱财分送给穷人。他说：“我行医不是为了赚钱，有口饭吃就行了，要那么多钱干什么？钱应该用在有用的地方。”那时一天病人多时50多人次，最少也有20多人，先生不停地忙碌着。

　　不仅看病，先生还要亲自采集、提炼、泡制药品，而藏药在炮制过程中少不了各种金属成份，有的毒性很大，有时先生手上全是裂缝、眼球红肿、头昏眼花。他非常清楚长此以往的后果，但却义无反顾、从不退却。先生的眼疾在每天操劳中逐渐加重，以至最后失明。

　　到了20世纪50年代，先生完全失明，曾两度去印度医治，均不见效。有一次他拉着学生的手说：“我这眼睛不是看书看瞎的，而是打牌打瞎的。按照藏医的理论，手指头的血脉是和眼睛连在一起的，手指头太疲劳，眼睛会受到影响的。你们以后可千万不要打牌啊！”学生听了很奇怪，因为他听说先生的眼睛并不是因此坏的，他转念一想，也许这是先生的一种特殊教育方式吧。

　　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后，娘容辖私塾解散，先生专心做医生。“文革”期间他受到不公正待遇，也不准行医。1972年，西藏军区一位首长找到他，退还了扣押的东西，热情赞扬了先生的学识和医德，鼓励他继续行医为人民造福。后来经八廓街居委会多方奔走，在娘容辖诊所的基础上组建了八廓藏医院，先生直到去世前一直在此行医。

　　先生1979年辞世，享年82岁。在去世的前一天，他还看了17个病人，晚上在病榻上交待强巴欧珠：这个病人应服什么药，那个病人要用什么疗法……后来先生说：“好了吗？我想休息了。”从此再也没有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