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西南边陲的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从亚东到拉萨，穿越喜马拉雅峡谷和冈底斯山脉，有一条由低海拔到高海拔的崎岖古道，这条道路充满艰险，却也风光万千。沿途不断变幻的森林、湖泊、雪山、荒原、冰川景观，如诗如画；城镇、乡村和牧场点缀其间，又使这条道路洋溢着生命的气息。数百年来，作为一条重要商道，它连通着西藏腹地和不丹、锡金、尼泊尔和印度诸国，使西藏这片高天厚土透过这里，向世界散发着它的神秘气息。2003年秋天，我们沿着这条山谷，再度走向亚东，再次体味百年前发生在这条山谷的一幕幕血腥和悲壮。

亚东，是西藏中部喜马拉雅山脉中一条自北向南的断裂山谷。此地为清代设在不断出现东山谷中的老海关遗址。

　　
　　亚东所背负的历史
　　
　　亚东，是西藏中部喜马拉雅山脉中一条自北向南的断裂山谷，地处喜马拉雅的南麓，海拔2800米，由于受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这里一年四季树绿花红，林海苍茫，各种珍稀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亚东河源自雪山，永不间断的清流翻卷着洁白的浪花，沿山涧峡谷奔腾而下，流向境外。亚东除了绝美的自然风光，有三处景观特别有意义，它们分别是清代海关遗址、修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邮电局旧址和黄教寺庙铜嘎寺（即白光护法神灵庙）。它们所负载的内涵，折射出近代中国国运的盛衰，象征着一段沉重历史的开始与终结。
　　
　　自古以来，亚东就是关隘要道，早在清代，中央朝廷就在今天的亚东下司马，设立了海关，派驻官员，验货纳税。人们现在一般把这里叫做“老海关”。老海关遗址处在乃堆拉和则里拉两座山峰之间的一片平缓的坡地上，这块地方形似二牛抬杠，所以其地名也就用了藏语里表述这个意思的词“涅东”，后变音成“亚东”，并且这个称谓延扩开来，成了现在自康马县往南整个亚东县境的总称。海关遗址历经百多年风霜雨雪，早已破败不堪，但身处其境，仍可依稀看到它昔日的影子。在崇山峻岭中少见的这片坡地上，一条荒草横生的大道上下贯通。当年的海关公事房背临山涧，门朝大路，如今只能见到一溜房屋的残墙断壁；它的对面，就是海关府的衙门，而衙门的大门并不对着公事房，而是朝着山坡下，这座建筑相比之下尚属完好，门窗屋顶皆存，门前的院子里还有一棵挂果的苹果树，未经修剪的枝干几乎铺盖了整个院子，看起来很有些年头了。衙门的左边紧靠山脚一侧，则是一座关帝庙遗址，可惜留存下来的只有房屋四面的墙基了，墙体厚约一米，是用青石垒砌而成，显得十分厚重。在遗址的下方，有田陌的痕迹，据说当年的海关关员们也是种粮种菜，自我补充给养。在遗址的上方，是乃堆拉和则里拉两山挟持的山口，再往前不远，就是国境线了。想象当年，这里马帮驮队络绎不绝，操着不同语言和口音的人们或是往上或是往下，交织在这条蜿蜒于深山的古道，他们运载的货物，如一条涓涓物流，最终溶入远方的人海。而1904年，英帝国主义的入侵，打破了和平边关的宁静。嗣后，随着清王朝的崩溃，“老海关”结束了自己的使命。
　　
　　在今天亚东县城的所在地，亚东县中学后面的山坡上，有一处完好的建筑，除了窗户玻璃荡然无存外，整座房屋几乎没什么破损，从门厅上方清晰的“1936”字样上，使人明确无误地知道了它的建筑年代。英帝国主义在1904年通过战争攫取了在西藏的多项权利，使当时的亚东下司马及其以南地区实质上沦为英国殖民地，为了进一步强化其占领，英国将其商务代理处从老亚东搬迁到此。当年这里说是邮电局，实际上是英国人的一个综合办事机构，它总揽了英国殖民者西藏事务的指挥权，其职能一直延续到1947年印度独立后被印度接掌。1950年西藏获得和平解放，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政府签订协议，驱逐了半个世纪以来外国在西藏的一切势力，驻扎在亚东的印度“卫队”也被迫撤离，亚东终于彻底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英军当年在江孜建造的邮电所、军营、医院、商务处等设施在1954年年楚河发洪水时尽数冲毁，这座建筑也就成了在我国西藏土地上入侵者留下的唯一显著遗迹。整座房屋是英国庭园式风格，平房坡顶，石木结构。房屋藤萝花草缠绕，门前有宽阔的走廊，屋内地面全部铺着实木地板，中间客厅还有一座考究的壁炉。在房屋左侧约30米处，是用板材搭建的厕所。屋后的山坡上，杜鹃花正在寂寞地开放，艳阳林涛，风景如故，却早已换了人间。山坡下面的学校传来一阵阵朗朗的读书声，健康而又清新，使我们跋涉于20世纪前半叶中国黑暗历史当中的心境豁然开朗。 　　
　　
　　坐落在日宾岗顶的黄教寺院铜嘎寺，修建在林木森森的山坡上，掩映在浓荫之中。历史上，寺庙僧人最多时曾达200余人，也许是因为自然条件的便利，寺庙制作的藏药质量上乘，也研制了很多藏药制作秘方，出过不少医道高明的僧医，在藏区颇有名望。更使这座寺庙闻名遐迩的是西藏近代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1950年底，西藏地方政府企图以武力抗拒解放军进藏，在藏东昌都一线布防重兵，遭到解放军的沉重打击。刚刚亲政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在西藏地方政府中亲帝分子的挑唆下，从拉萨出走亚东。在这里一方面和国际反华势力勾搭，图谋外国介入西藏事务；一方面和中央政府周旋，徘徊观望，这期间，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代表和中央人民政府签署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十七条协议》），亲帝分子不甘心失败，紧锣密鼓地准备实施投靠外国的计划，就在这紧要关头，1951年7月14日，成立不到两年的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取道印度来到亚东，广泛约见了随同达赖喇嘛滞留在亚东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僧人代表，对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揭露了帝国主义妄图策动达赖喇嘛出走的阴谋。16日，在铜嘎寺的主殿二楼，张经武与十四世达赖喇嘛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唔，并向达赖喇嘛转交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写给他的信。张经武向达赖喇嘛阐述了中央对西藏的立场，详细解释了《协议》内容，打消了达赖喇嘛的顾虑。随后，西藏地方政府给毛主席发去电报，表示欢迎张经武的到来，达赖喇嘛也最终于7月底返回了拉萨。从此，铜嘎寺成了历史转折的象征。

家住堆纳乡的父子俩，父亲普布次仁（坐者，88岁）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曾当过英国人的邮差。

　　
　　英军入侵西藏
　　
　　1904年，英帝国主义在扩张野心的驱使下，借口属民（实际上是间谍）被西藏当局抓捕、尼泊尔的牲畜进入西藏境内被西藏人驱赶、英国利益受到威胁等，对中国清朝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横加指责，并组成了一支火力兵力都十分强大的“使团”，对西藏实施彻头彻尾的侵略。实际上这场侵略战争是英帝国主义者蓄谋已久的，早在1888年，英帝国主义就通过亚东的隆吐山在西藏地区发动了第一次侵华战争。1904年的入侵，正如当时大英帝国印度总督寇松的自白：派遣使团进入西藏的目的，难道不正是就一项新的条约进行谈判吗？所谓“新的条约”，就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大英帝国在亚洲的疆界，对我来说总是有一股特殊的魅力。”寇松一语道破了天机，其实质是想把远隔重洋的大英帝国的所谓“疆界”划到亚洲。一言以蔽之，英国入侵西藏的行动，完全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强盗逻辑使然，是为了进一步扩大其势力范围以获取更大利益的霸权行为。而作为中国近邻的尼泊尔、锡金和不丹等国，趋炎附势，为虎作伥，在英军入侵西藏的行动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他们要么装聋作哑，要么积极为侵略军提供人力物力，更有甚者，充当马前卒，公开诱骗恫吓西藏地方政府，要其接受英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
　　
　　帝国主义嗜血的本质在他们入侵西藏的行动中暴露无遗，接二连三的屠杀在通往拉萨的道路上一次次重复；西藏军民一个又一个不畏强暴、反抗侵略的壮举在一次次战斗中展现。百年过去，山川河流依旧，刀光血痕仿佛。虽然难以深切体验彼时情境，然而踏勘当年战场，抚今追昔，不禁使人生出几多敬仰，几分感慨。　　　　　　
　　
　　英军的入侵行动，并不如他们想象的一帆风顺，尤其是出了亚东沟以后，陡然增高的海拔和高原冬日里的奇寒阻滞了英军北上的速度，更使侵略者胆寒的是西藏军民抵抗的意志。在亚东县堆纳乡以北的古鲁村一带，藏军两个代本（团）的1000多人布署了防线，做好了抗击敌人的准备。占据并滞留在喜马拉雅第三峰卓玛拉日峰脚下堆纳地方3个月之久的英军，要想继续北进，必须通过藏军的防守阵地，而首当其冲的，是往北10余公里处的古鲁村曲米辛果隘口。曲米辛果是日喀则江孜地区农业和牧业之间的分界线，藏语里的意思是“土地尽头的泉水”。这里一面是连绵的喜马拉雅山脉，一面是波涛荡漾的多钦湖，藏军在山上用石头垒起了工事，从山脚到湖边构筑了掩体，防御的正面是一马平川的荒原。双方兵力相当，按正规的战斗来说，这种形势对进攻的一方未必有利，英军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他们采取了卑劣的手段。当他们前进到距离藏军阵地不远处，看到“上千支滑堂枪和步枪正穿过墙上的枪孔瞄准他们”时，他们又玩起了惯用的谈判伎俩。藏军指挥官走出阵地，和他们谈判。在谈判进行的过程当中，英军一方面迂回部队，将缺乏战争经验的藏军包围，一方面声称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要求藏军熄灭随时可以击发的火绳枪的火捻。惨剧就此发生：英军在藏军熄灭火捻、几乎毫无还手之力的情况下，用当时最为先进的马克沁机枪和梅特福特枪向完全暴露、近在咫尺的藏军疯狂扫射，失去有效反击手段的藏军只有挥舞手中的冷兵器扑向敌人，结果可想而知。但等同于被缴械的藏军战士面对敌人的杀戮，“他们没有逃跑，他们转过身去，背对着那道墙缓慢地走开。子弹像暴雨一样向他们倾泻着，许多人不断地倒下，直到他们被半英里之外的山崖挡住。”“这不是战斗，而是一场大屠杀。”后来的英国作家费莱明这样描述并为这场战斗定性说。惨绝人寰的10余分钟过后，“战斗”结束，藏军700多具尸体和近200名伤员横陈在自己家乡春风迟来的冰冷土地上，他们体内的热血如一朵朵红花向外绽放，融化了尚未解冻的泉水，汇成一条血河，流向雪峰下的湖泊。除了伤员，没有人被俘，面对死亡，没有人投降，一个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