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5月2日，中国登山队的索南多吉、米马扎西、云登、多吉、成天亮、王富洲、张俊岩、陈三、许竞、邬宗岳等10位优秀高山登山家，在人类历史上首次集体登上世界第十四高峰、海拔8012米的希夏邦马峰，为世界高山探险史谱写了新的篇章，为中国人民赢得荣誉，也为世界高山探险的重要历史阶段——“喜马拉雅的黄金时代”①划上响亮的句号。一次攀登8000米以上高峰，集体10人同时登顶，这个记录也是当时世界第一的。但是，这次登山的成功，却有一段令人难忘的故事。且让我慢慢讲来。

　　苏联《共青真理报》的报导
　　
　　1961年10月4日，莫斯科发行的《共青真理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最后一座8000米在等待着》的文章。作者是S.Y.拉答达耶夫，苏联著名的高山登山家，时任苏军中央之家登山俱乐部主任。文章说，在这“喜马拉雅的黄金时代里，地球上仅有的包括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在内的14座8000米以上的高峰中已有13座被各国登山家征服，只剩下唯一一座还没有过人迹的、排行第14的高峰高僧赞在等待着它的征服者”。文章突出了两个问题，一是高僧赞，也就是希夏邦马是唯一未被人登上过的；二是它完全坐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治区境内。

　　
　　那么，文章里意指的被等待的征服者又是谁呢？
　　
　　我在国内外的多次讲学和为《中国西藏》多次的撰文中，都讲到1959年底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合作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协议，使两国登山家们积极准备的联合行动硬生生中止。更令人气愤的是，前来与我国谈判的苏方代表安吉宾诺克和库兹明回国后，安吉宾诺克遵照上头的指示，竟颠倒黑白，对积极准备参加联合攀登的苏联队员说：“中国方面不同意1960年与苏联队员合作攀登珠峰。”绝大部分队员受他欺骗，纷纷指责中国背信弃义，撕毁协议，而知根知底的库兹明却保持沉默，不敢向他们说明真相。

　　随后，1960年5月24日，中国队独立登上珠峰，对苏联登山界震动很大。他们一是没想到中国人在没有苏联登山家参加的情况下，自己完成了如此重大的壮举；二是惋惜自己没能参加！在他们看来，中国不可能自己登上珠峰，而1960年能登上世界最高峰是每一个登山者最美好的理想，原本可能实现的理想，却因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原因而破灭。在“喜马拉雅的黄金时代”，苏联原本已落后于西方各国，现在又落后于中国！
　　
　　这也是那篇文章中特别强调希夏邦马是完全位于中国境内的原因所在，它是为了避开与苏联“友好”的印度和尼泊尔，避开中苏、中印之间的政治问题，说明它与印度、尼泊尔毫无关系。而到1960年10月止，地球上确实只剩希夏邦马这座高峰仍未被人类登顶过。当时，苏联登山家们的最高记录是7566米(我国新疆境内的公格尔九别峰)，苏联国土虽然很大，但最高峰仅有7495米，他们没登上珠峰，现在把希望寄托在了这最后一座高峰上。
　　
　　应邀出访时苏联人耍手段
　　
　　苏联登山家们了解到珠峰联合行动破产的实情后，就想方设法研究如何再与中国合作，到中国去攀登8000米以上高峰。登山协会副主席库兹明把大家召集到一起，提出以“苏联登山协会”的名义，邀请中国的登山英雄访苏，为苏联登山家和广大登山爱好者做报告，并在中国代表团访苏期间，以苏中两国登山协会的名义达成共同攀登高僧赞峰的协议。这样做，一是不涉及政治问题，二是苏联登山家们可以前来中国攀登这座高峰。可惜他们的想法太简单，也太天真了。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的问题都是政治，不可能抛开政治只讲登山。

　　还是在我们刚刚接到苏联的邀请时，经上报中央批准，我们回信表示同意，并于1964年4月28日动身前往莫斯科。当时的国际大环境是赫鲁晓夫集团已经开始反华，他们撤走了所有援助中国的专家，并多方面对中国实行封锁。为了缓和这种紧张关系，争取广大苏联人民的友好支持，揭露赫鲁晓夫的反华阴谋，我们还是应邀访苏。但临行前领导一再嘱咐和指示：“我们是为了做人民的友好工作，对苏联人民一定要热情友好，但他们肯定会提出要求共同攀登希夏邦马峰的问题，我们的政策是：可以同意和他们共同攀登，但是绝对不能以两国登山协会的名义达成协议！一定要由他们政府出面，由两国政府间通过外交途径达成协议才可以！因为当初共同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协议是政府间达成的，也是由苏联政府撕毁的，所以一定要由他们的政府提出来，决不能以登山协会的名义达成任何协议！”
　　
　　我们到达莫斯科时，苏联登山协会的元老们都到机场来欢迎，对我们的接待也很不错，先后在莫斯科、基辅、梯比利斯和列宁格勒(圣彼得堡)4个城市做了报告，每场都有上千听众。我们到处都做友好工作，影响是很大的。
　　
　　《共青真理报》上的一条消息中止了我们的访问。
　　
　　还是我们从北京到达莫斯科、刚下飞机，趁着我和王富洲、贡布忙于行李的时候，一位苏方派来的懂中文的翻译尤拉(1958年共同训练时曾给我们做过翻译)陪着《共青真理报》的一位记者，将我们的团长S请到机场候机厅的一个角落采访。那时苏联机场取行李很慢。等我们把行李都放到车上后，又过了半天团长才上车。他和那位记者谈了什么，我们3人都不知道，他也从未对我们讲过只言片字。可谁知，就在我们到达最后一站列宁格勒的第二天晚上，我驻苏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康纪民突然打来电话，让我们中断一切活动，立即返回莫斯科。当我们回到莫斯科，并立刻赶去使馆时，康参赞拿出两天前出版的《共青真理报》给我们看，上面有一条“中国登山代表团团长S说‘中苏将共同攀登希夏邦马峰’……”使馆一看就知道我们上当受骗了，要求我们立即中止一切访问活动，第二天就回了北京。我们比预定访苏时间缩短了一天。

　　在我们临离开莫斯科前，再次对苏联登山协会送行的人说：“我们等待着你们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提出共同攀登希夏邦马峰的请求……”
　　
　　回到北京后，我们受到国家体委领导的严厉批评，要S团长做书面检讨。后来S在国家体委党组会上受到严厉批评。
　　
　　“希夏邦马”与“高僧赞”
　　
　　1964年以前，中国和世界各国出版的地图上，对这座山峰的标名都是Gosain than,中国的地图译名者将它译为“高僧赞”。Gosainthan是古印度梵文，意思是“圣者的殿堂”，它摘自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以北50公里处的一个古印度婆罗门种姓阶层寺庙的经书中。年代多久就没有考证了，但中国的地理名称译者把它译为“高僧赞”却是很有些宗教味道的。
　　
　　其实自古以来居住在大山附近的藏族人民就称它为“希夏邦马”，据考证至少也有数百年了。只因为过去人们很少到这个荒凉的地方来，所以它没有被广为流传。为了攀登这座尚未有人迹的高峰，还是我们的侦察组进入山区时，对当地居住的藏族同胞进行了多方面的了解，而且范围也很广泛，得知它的名称为“希夏邦马”，拼音Shishapangma。这是当地人民藏语的译音，意思是“冷酷的山神”，还是一位女神。当地人传说，这位女山神非常冷酷，牧民触犯了她，就让其牛羊死光；农民触犯了，就让其青稞枯黄。牛羊死光和青稞枯黄，人们如何生活？所以人们每年都要朝拜她。当问到“高僧赞”时，男女老少都摇着头说，“从来没听说过！”关于“希夏邦马”这个名称，中国队1961、1962和1963年先后到当地调查过三次，所接触到的许多老人都是众口一词，只知希夏邦马，不知高僧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