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4月5日上午，我站在西藏亚东的山坡上。

　　四周是青翠的青松，脚下有严冬留下的冰雪，头上是惟独世界屋脊才有的蓝得透明的天空。我好像站在一幅画中。亚东的确美得像西藏南部的立体画。这个小镇离锡金不远，名气很大，因为它曾是英国殖民军队两次入侵西藏的必经之地，在这里，泥土中饱含着藏族同胞的血泪，就连石头上也刻满了中国人的悲愤和屈辱。

　　我向南望去，目光被群山吸引，一条崎岖的小路蜿蜒在峡谷之中，一直通往喜马拉雅南坡的锡金。锡金古称哲梦雄，十九世纪初被英国占领，1975年划为印度的一个邦。

　　西藏地方与锡金的边界原在日纳一线。公元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初，英国殖民者以西藏（注意，是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筑炮台阻止通商为借口，发动了第一次侵藏战争。西藏军民奋起抵抗，从2月7日到10日，进行了隆吐山战役，结果隆吐山、纳汤相继失守。英军继续北进，6月12日开始进攻捻拉都纳，遭到西藏军民的坚决抵抗，双方相持到10月，昏庸的清政府竟将支持西藏抗敌的驻藏大臣文硕免职，命升泰前去议和。最后，重新划定了藏、哲边界，边界线退到了春丕谷，北边与亚东邻近。使我丧失了大片领土。

　　此刻，我作为一名参加过和平解放西藏的军人，站在亚东这个60年前被英国人强行开辟为商埠的地方，望着与青松、白雪、蓝天交相辉映的五星红旗，心中泛起了历史的辛酸与当代的自豪。我沿着南来北往的马帮行走的路径，来到边防站。那里的值班军官告诉我，有些外国商人经常在从窗口交验的证件里卷一块表之类递进来，我们盖过章后原物卷回送出去。这使他们感到惊奇和佩服。

　　在亚东，我见到了一位参加过抗英战斗的藏族英雄——83岁的白玛介卜（意为牡丹之王）。他的身体非常硬朗，给我们讲述了当年用最原始的武器同英军拼死战斗的情景。记得当时也在亚东的西藏军区画家宁里还为他画了一幅油画肖像，正是经他介绍我和白玛认识的。后来他也被打成右派，那幅画像不知流落何方。

　　1981年7月7日下午，我站在江孜宗山上。

　　这次到江孜是我的老战友、时任西藏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的张耀民提供的便利，专门为我和降边嘉措派人派车。我们完全是沿着英军攻入拉萨的路线逆行而来的，走在这条路上，谁也无法摆脱抗英遗迹的吸引。一路的山头、垭口，依然残留有断壁残垒，其中江孜的宗山是最完整最高大的一座。我们特意在江孜住了两天，重点参观了宗山古堡。

　　宗山原是江孜宗（县）政府的所在地，是建在市区的一座孤山上的古堡群。它雄伟壮丽，易守难攻。江孜的名气很大，被称为英雄城，是因为西藏军民曾经以宗山为据点进行过轰轰烈烈的江孜保卫战。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英军以我方拖延边界谈判为借口，其指挥官竟声称“不到拉萨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佛朗西斯·荣赫鹏语）发动了第二次侵藏战争。12月12日偷越则利拉，一路北犯，占领我春丕、帕里、堆拉。1904年3月21日，对英军进行了多次劝阻、谈判均无效果的西藏军民，在曲米辛古地带与敌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战斗，结果非常惨烈，我方死伤1400余人。4月11日，继续北进的英军占领江孜以后，西藏军民集中坚守在宗山上，时而防御，时而出击，进行了极其艰苦、震惊中外的江孜保卫战，直到7月6日宗山陷落，长达80多个日夜。期间，他们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勇敢、忠诚和智慧，曾迫使英军不得不回印度搬兵增援。如果不是由于我方的意外事故，燃爆了山上的火药库，还会坚持更久。战斗以最后的四位壮士向着白居寺的方向跳崖殉难而告结束。真是可谓感天地泣鬼神！

　　我登上江孜宗山时，算来江孜保卫战已经过去77年了。我在明亮的阳光下离开台阶路向悬崖攀登，下面的男女藏胞们惊奇地仰望着我，有的发出赞叹的呼声。我的身子紧贴着石壁，倒替着手和脚在石棱上攀升。我的目的是想在人迹未到的地方寻觅到一点当年的战斗痕迹。使我非常高兴的是我竟然如愿了，我在一处石缝里找到了一粒子弹头，是圆形的、较重的那种，长达77年的风雨已经使它长满了绿色的锈斑。我拿着它走下宗山，脚步格外沉重。我的思绪不由地回到了悲壮的1904年。

　　那时的英军已经配备有步兵、骑兵、工兵，还有后勤和医院；武器有大炮、山炮、马克沁机关枪和多达2700支的来复枪。而西藏军民的武器则是相当落后的，只是些大刀、长矛、木棍、滚木、飞蝗石（俄尔朵）和火绳枪。这不禁使人想起了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战斗实力的悬殊对比。

　　英军在攻克宗山一周之后，于7月14日从江孜出发继续向北进攻，8月3日侵入拉萨。9月6日，英军在布达拉宫内强迫我方接受《拉萨条约》，清廷驻藏大臣有泰奉命拒绝签字。23日，英军撤出拉萨返回印度。

　　综观英军撤回的原因有：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内地，西藏无人主事，谈判失去了重要对象；撤退到西藏东部的藏军三五千人开始集中，可能反攻；拉萨三大寺有喇嘛15000多人，准备抵抗；藏人谋刺英军头目荣赫鹏，误伤了他的军医；市民不与英军来往，买不到东西；怕大雪封山之后，冻饿而死。

　　英国人在西藏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至今仍然值得思考与回味的东西。

　　有好几个在西藏工作过的文化人，都涉猎过这段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或文学创作。50年代初期，魏克部长曾经沿途采集过不少抗英故事，编写并油印了《不屈的西藏人民》，不算附录，正文计有27页。我至今还保留着他当时给我的译本。50年代中期，作家刘克曾经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1904年的枪声》，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可惜未曾拍摄。60年代前期，高平创作了数千行的史诗《古堡》，手稿在“文革”中失而复得终于出版。80年代中期，藏族作家降边嘉措出版了长篇小说《十三世达赖喇嘛》，也是以1904年的抗英事件为主要内容。至于后来同样取材于此的电影《红河谷》，外景和演员都是很好的，可惜距离历史的真实太远，有些像“戏说”了。

　　2003年12月16日夜晚，我站在香港维多利亚港的游览船上。

　　维多利亚港的海水被香港的灯火染透了，万紫千红。昔日的历史似乎还在水底浸泡着。当年英国的舰船正是从这里首次入香港的，香港回归祖国时，英国殖民政权是从这里撤走的。这不禁又使我想起了他们曾经在西藏做过的事情。几个世纪来，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的手伸得太长了，在中国人民的苦难史上添上了更多的血泪。

　　如今，世界已不是当年的世界，和平与发展已是人类共同推进的主流。中国和英国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英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关系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我们之所以永远不能遗忘历史，只是为了使历史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为此，让江孜宗山古堡永远矗立在世界屋脊之上，矗立在藏族同胞和全中国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