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上艰险的官道与商道

　　在西藏高原1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纵横交错的公路已经有了4.3万公里，这些路或是黑色柏油路面，流畅而充满生机；或是白色水泥路面，平坦、快捷；最不济的沙石路面，汽车也一路通行。今天西藏的道路虽说还不是四通八达，但是县县有公路，乡乡走汽车已经不是太遥远的事情了。在纪念川青两路通车50周年的欢庆时刻，人们还记得西藏历史上的道路或是修路筑路的故事吗？在人们热衷进行文化旅游的发现，茶马古道日益激发人们的兴趣时，道路这个主题在其中又占有多少比重呢？

毛主席为进藏筑路部队的题辞。

　　的确，现在的人们已很难想象历史上西藏的道路。许多大大小小镌刻在高山丛岭中的羊肠小路，跨越江河的藤桥溜索，即便历史上著名的唐蕃古道，茶马古道、丝绸之路，这些千年官道、商道，也无一不崎岖、艰险。高原之路，就那么在人们的脚下，骡马的踢踏中，慢慢伸延着，直至西藏和平解放之前。

　　对于这些路的状况，前人的描述已很难寻找，但却留下了一些耐人寻味的故事。

　　公元641年文成公主进藏的路线应是唐蕃古道，从西安经青海到拉萨。在史书的字里行间，我们还能听到吱吱呀呀牛车的声音，而车辙已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之中。车拉马驮，文成公主一行数年才到达拉萨。从拉萨继续向南，就是这条古道的南线，前些年考古学家在后藏吉隆县境内发现了一通额题为《大唐天竺使出铭》的唐代初年摩崖石碑。这是对唐番关系、中印古代交通等问题的新史料。石碑是唐显庆三年（唐高宗李治年号，公元658年）所刻，碑中记载了唐代使节王玄策随刘嘉宾、贺守一等人历尽艰难险阻，出使天竺，经“小羊同”等地路过吉隆，于此勒石记功的情形。

毛主席的题辞到达筑路部门，使干部战士深受鼓舞。

　　公元1244年，西藏的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带着几名弟子，其中包括年仅10岁的侄儿八思巴，由拉萨北上，经当雄，过那曲，渡黄河之源，越过昆仑山，穿越青藏高原，跋涉千山万水，历时3年抵达凉州，与中央政府议定了西藏地方归顺的条件，其中包括放弃地方割据，呈献图册，交纳贡物，接受中央王朝派官设治。

　　数千年过去了，一直到了上个世纪的中叶，西藏的交通基本上还是处于人背畜驮的状况。公元1923年九世班禅因与达赖不和出走内地，当年十一月十五日夜动身，星夜兼程。在藏北一带行走一月多，因食物不足，差点走不出无人区，整整走了4个多月，才走到甘肃极西部的西安县，由此可见道路之艰难。

　　土路与汽车

　　到了上个世纪的30年代，见过世面的十三世达赖喇嘛，非常向往现代交通，拥有一辆汽车便成为一种很现实的愿望。从国外买车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西藏没有公路，怎样才能将汽车运进拉萨则成为最大的困难。于是汽车被拆散，由驮畜将零部件一件件驮到拉萨，再请洋机师来拉萨将汽车重新组装起来。这辆车一直到50年代初还在罗布林卡的车篷里停着，一辆老式的长满了锈的吉普。说起来，这应该是一辆使用的最少的汽车了，在有限的服役时间里，它仅在拉萨的布达拉宫至罗布林卡之间1公里多的土路上走过几次。

50年代中叶，陈毅副总理与西藏党政领导共商交通发展。

　　还有一个关于西藏的路和汽车的故事也是匪夷所闻的。

　　1904年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荣赫鹏这个英军头目在亚东驻军时，曾将一辆汽车千辛万苦地弄到春丕，在其至亚东20公里的一段土路上行驶，他领教了车搁半路的苦痛后，他每次驾车出行，都要让20头牦牛尾随，以防不时之需。

　　直至上个世纪50年代，西藏还没有公路与外界相通，运输工具还是人背畜驮。1952年，第十世班禅在其前世离藏30年之后，重新回藏，政府动用4万多峰骆驼组成大型驮队向西藏运输货物。由于自然条件险恶，平均每行进1公里，就要消耗掉12具“沙漠之舟”。在2000公里的行程中，共有3万多头牲畜丧生。

　　大渡河桥头的石碑

　　准确地说，西藏现代意义上的公路是伴着西藏的和平解放同时诞生的。在50年代的最初几年是西藏公路艰辛的开创时期。当时解放军分三路进军西藏，可军事行动是要有现代交通作为保障的。对于解放军进藏，毛泽东主席指示说，“一边进军，一边修路”。当时进军西藏部队做的首要工作，都是考察道路，修筑道路。

西藏民众为修路部队送上酥油茶。

　　由王震将军负责的西路军考察道路后报告说，“昆仑以北至布鲁段较难行，均为绕河爬山路，有十公里险要石峡，两岸均直崖尖峰，山顶不能通过。建议由修路部队炸石砌路。”

　　西北路进军部队领导彭德怀将军要求部队，一定要投入军力在较短时间，修通从西宁至黄河之间长499公里的公路。

　　而东路部队刘伯承将军在听取十八军汇报时则指示，“和平解放西藏，关键问题是交通运输，从某种意义上说，修路运输比打仗还重要。”

　　新藏、青藏、川藏公路的修建，在解放军进军西藏之初，就拉开了序幕，而且确实修好了一些路段。

　　二郎山是康藏公路翻越的14座高山的第一座，海拔3213米，“古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冈”，一六二团的士兵，挖稀泥，清塌方，炸顽石，修路面，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修好了二郎山的道路。一时间《歌唱二郎山》唱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在今天的大渡河桥头，还有一块十八军立的石碑，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在西南刘、贺、邓首长的一面进军，一面建设号召下，由西南交通部负责修建钢索桥悬于大渡河上，既确保西陲交通之永畅，又巩固了我们的国防。爰于一九五0年七月筹划并设计，十一月正式动工。由于民工、民兵、技术人员发扬了他们的高度爱国主义精神，竭尽智虑，于一九五一年底胜利完成辉煌建桥任务。”

　　事实上，就在那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仅雅（安）甘（孜）工程处就先后修钢筋混凝土桥梁26座。

　　当时从川藏线进军西藏的十八军部队的三个师，五十二师、五十三师、五十四师的绝大部分官兵都在修路，康藏工程处西南公路局7000多技工和3000多民工历时一年的努力，至1952年康藏公路东线至昌都通车，毛泽东主席为此为专门为筑路人员题辞：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

西藏隆子宗边境的绝壁栈道。陈宗烈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