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秘书长朱维群在会议的欢迎酒宴上致词。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藏族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发起，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四川大学/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亚洲艺术》杂志社等单位共同参与主办的“第二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04年9月3日至7日在北京西藏大厦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既有从事考古与艺术史研究的专家学者，也有在博物馆、考古队从事艺术品保护、田野挖掘工作的文物工作者。与会代表约50人，其中国内学者30人，包括1名台湾学者；国外学者20人，分别来自瑞士、意大利、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韩国等。会议讨论的主题有中国内地遗存的藏传佛教文物和遗址；各地博物馆收藏的藏传佛教文物；藏族地区、特别是青海东部、西藏中部和西部近年的考古发掘报告；以及11-13世纪的藏族绘画等。

　　考古与发现部分主要是对近年考古发现成果的回顾。西藏博物馆年轻的夏格旺堆先生，是近年涌现的杰出的藏族考古专业人才，有丰富的田野考古经验和第一手材料。他在《2000-2004年西藏考古主要发现与目前西藏考古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的论文中，介绍了2000年至2004年西藏考古的重大发现并指出目前西藏考古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认为，西藏独特自然环境中形成的古文明，要求我们必须通过多学科合作和多种技术、方法的运用来进行西藏史前史的研究。相对而言，西藏发现的实物资料比较贫乏，区域性文明和区系类型文化研究的现状不容乐观。西藏境内各地区文明体系的建立，仍然是一个任重道远的庞大工程。夏格旺堆阐述道，目前我们对西藏史前文化的了解，主要通过藏东、藏南和西藏中部地区的古遗址和墓葬。藏西及藏北的大多数区域内，我们凭借着从地表上采集的大量石器来认识和研究。这种区域性文化构成和遗物种类的严重不平衡性，阻碍着整体性研究的把握程度。所谓“前佛教时期”或“西藏早期金属时期”的文明研究中，尽管我们可以结合一些文献资料来做些初步的研究，但文献本身的辨伪存真与考古学文化遗存之间的相互对应工作，仍处于几乎空白的局面。另一方面，作为文献学提供的信息，我们在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中所涉及到的领域有象雄、前吐蕃王朝时期和苏毗部落的文明等。这些忽隐忽现而真实存在的西藏早期社会历史的真正面貌，又如何通过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来进行实证，成为西藏考古研究中最具意义而艰难的“工程”。又如吐蕃时期的考古学研究，我们主要通过诸如藏王墓等大型的墓葬、建筑遗址及其他相关内容作为对象而实施初步研究。但文献编年史与大量分布于西藏各个地区大型古墓群的相互对应关系，仍然是一种“扑朔迷离”状态。

会议中的讨论和交流。

　　
　　史前时期有一种以衬花工艺制作的陶器，以压剔刻划的阴纹为衬地，以并不饰纹的磨光面为主要纹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先生是我国西藏考古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这次提交的论文是《西藏史前陶器的衬花工艺及其来源》对西藏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中的衬花工艺进行分析，认为这些衬花陶器显示出西藏史前陶业发展水平在距今4000年前达到空前绝后的高度。
　　
　　“琼隆银城”被认为是古代象雄的都城，藏文作khyung-lung dngul-mkhar即“鹏地银城”，具有浓郁的苯教色彩的名称，本次会议有两篇论文对此加以讨论。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李永宪先生的论文《阿里“琼隆银城”遗址群的考古发现》就是对此遗址的考察纪录。瑞士西藏艺术史学者米夏埃尔·亨斯也对琼隆兴趣盎然，他的论文与李永宪先生的描述着眼点不同。《新访琼隆——传说中藏西象雄王国的故都》一文认为，对于历史上前佛教时代象雄王国的中心，一切的文字记述或者推测假定都完全建立在大量苯教典籍和其它西藏文献的基础之上。总的说来，这些材料都缺乏现代意义上对真实地点的准确的地理学和地志学描述。　　
　　
　　涉及藏传佛教考古与发现的论文有3篇。
　　
　　原来在青海考古所工作的汤惠生，现在是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的教授，主要钻研岩画，提交的论文《青海玉树勒巴沟地点发现的吐蕃初期的佛教摩崖》对青海玉树的勒巴沟佛教摩崖石刻进行了考察，吐蕃时期的佛教艺术遗址留存较少，勒巴沟具有写实风格的吐蕃赞普造像与藏汉文献及邻近出土的吐蕃墓葬棺板画相互印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许新国先生的论文《青海郭里木出土吐蕃墓棺板画研究》对位于青海德令哈市东30公里处的巴音河南岸的郭里木吐蕃墓葬出土的棺板画进行了分析研究。这些绘画的内容将极大的推动吐蕃史和唐史的研究，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极大关注。两座墓葬均是长方形墓室的竖穴土坑墓，带长斜坡墓道，其中一座为木椁墓，另一座系竖穴土坑墓，但用木椁封顶。木椁墓为男女合葬，土坑墓为迁葬墓。在合葬墓中随葬有大量的丝织品，种类有锦、绫、罗、印花绢等，另有木碗、木鸟、木马鞍出土，迁葬墓中出土丝绸残片、木鸟、木马鞍和漆箭等。三具木棺四面均有彩绘，其中棺档头绘四神、花鸟，棺侧板绘以赞普、赞蒙（王、王后）为中心的帐居迎宾图和职贡图。作者分析，在敦煌壁画《赞普礼佛图》中，吐蕃赞普身着吐蕃时期流行的长袖宽领的白色大袍。他的头发用丝线扎成辫子，是一种在西藏中部地区至今流行的发式。同时，在耳朵附近，把辫子扎成花结。赞普头披一条白布，王冠上缠绕着一条管褶形笔直的红色头巾。腰间挂佩着一把短剑。著名的唐阎立本所绘《步辇图》中，作为吐蕃求婚使者噶尔·东赞域松的形象在画上居于重要地位，格外引人注目。他的装束打扮，穿的是紧身窄袖，直领，紫红地，连珠鸟纹团花长袍，袍在小腿之上。脚登鞋尖反翘的黑色皮靴。腰间束一窄腰带，上缀以两件瓶带之类的装饰品。头上免冠，束以布。与郭里木棺板画中人物形象较一致。作者将棺板画的年代定为8世纪。

西藏博物馆的夏格旺堆在发言。

　　
　　对我国内地藏传佛教艺术遗迹的研究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藏族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项目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谢继胜博士的论文《甘肃永登妙因寺、感恩寺壁画与彩塑》对多年为引起研究者注意的两座寺院的壁画和彩塑进行了调查。妙因寺是鲁土司家庙，位于鲁土司衙门西侧。建于明宣德初年，宣德二年（1427）敕谕更名为妙因寺。正统七年，明英宗赐名大通寺。作者指出，妙因寺万岁殿壁画与青海瞿昙寺瞿昙殿壁画有直接风格继承关系，转经廊北壁壁画保留了明代原貌，西侧壁画风格与西藏夏鲁寺后期壁画相似，东侧佛传壁画出现噶玛噶举派和萨迦派上师像。其余藏传佛教绘画分别是后代在原明代绘画基础上重绘，或者是清末时补绘。万岁殿转经暗廊汉式风格的佛传壁画，是我国明代现存不多的珍贵壁画，绘画技艺较瞿昙寺回廊佛传壁画为上，画幅较小，用笔细腻委婉而流畅，色彩淡雅清新，堪称大师杰作。显教寺天花板藏式坛城造像有重绘痕迹，但寺内藏70余幅唐卡为研究寺院的历史提供了丰富资料。感恩寺坐落于甘肃红城子，弘治五年（1492）建，弘治七年（1494）竣工。碑亭藏汉文内容不同的《敕赐感恩寺碑记》详细记载了寺院布局、佛像与壁画的安排、甚至创作的工匠。据此我们可以准确判定作品的年代。大雄宝殿天花板的木板画完全保留了寺院初建时期的面貌，具有典型的明代汉藏艺术风格。
　　
　　综合研究部分的论文主要讨论藏传佛教图像学问题和艺术作品中动物的象征意义。来自印度加尔各答技术学院技术与建筑规划系的乔伊·森教授的论文《理解西藏艺术和考古基础之方法——理解动物象征主义在跨文化架构内的运用》，从大陆间架构、多文化整体论以及动物象征主义方面讨论西藏艺术和考古的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木仕华博士为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后裔，他提交的论文《纳西族东巴艺术中的白海螺大鹏鸟与印度Garuda和藏族Khyung形象比较研究》以纳西东巴艺术中的白海螺大鹏鸟为例，寻绎了印度文化中的Garuda，西藏文化中的Khyung间的历史源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