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村庄的位置示意图。

　　统计资料显示，目前在我国西藏自治区仍有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牧区，这就意味着西藏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所需要的公共产品诸如经济安全、社会稳定、公益设施以及医疗、教育等都全部或部分地依赖村级组织的公共服务供给。因此，完善村级组织、提高其公共服务的效能对西藏广大农牧民的现实生活具有重大意义。

　　村组组织及职能的演化

　　在过去的50多年里，西藏乡村的社会组织及其公共服务经历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1959年民主改革之前，原西藏地方政府对基层社会的管理只到“宗（相当于县）”一级，村级管理由属于政府、贵族或寺院“三大领主”的庄园主或领主代理人负责，一般来说庄园主是世袭的村庄领袖，只有在属于政府的差巴型庄园中，村庄首领才根据“文化、口才、智力、公正、与他人相处的能力”等个人素质推举产生（也有轮流担任的例子），事实上村庄首领总是选自中等或富裕的家庭①。村庄首领的主要职责一是以派“乌拉差”（人畜劳役和租赋）的形式组织农奴完成对噶厦政府和庄园主的沉重义务；二是根据庄园主或领主代理人的意志处理村庄事务。这种建立在世袭等级制基础上的村庄管理以满足统治阶层的需求为目的，村庄管理是上层阶级中少数人的特权，社会下层只有繁重的“差乌拉”负担，没有表达利益的权力。

　　1959年开始的民主改革，彻底打破了西藏旧有的社会、经济制度，逐步在西藏农区建立了全国一体化的各种村级组织。在随后的集体经济时代，经济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但社会改造的成效更为明显，一是长期的阶级斗争对传统的等级观念、宗教信仰进行了深刻的冲击，树立了统一国家、政府领导的观念；二是中央政府不遗余力地给西藏地方以各种支持，使具有现代意义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兽防、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得以在西藏农村全面发展。尽管在旧西藏具有强大影响及各种特权的宗教势力被压制，延续了千年的宗教信仰在一定程度上被禁止，但是村庄共同体带给村民的社会福利保障和互助协作的邻里关系，仍然给村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家在农村实施以包产到户为核心的各种改革，人民公社制下的生产队被村民委员会替代。生产经营权的分散化和国家财力的退出使西藏村级组织的公共服务在教育、卫生等方面出现了诸多困难②。而在意识形态领域，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村民被压抑的宗教需求再度复兴，一些宗教权威开始在体制外分享村政权力，使乡村社会组织的构成复杂化。

作者（左一）和雪卡村村长（后）全家合影。

　　问题与受访村庄

　　当前，国家正在全面推进市场化进程，西藏乡村也正在被纳入全国乃至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中，大环境的改变对农户个体的经营提出了挑战，也对村级组织及其公共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那么，西藏村级组织的现状怎样，它们正在提供或能够提供怎样的公共服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村级组织的职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要深化西藏农村的改革，就有必要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

　　为此，笔者在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市场化与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课题时，就此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调研。课题组于2003年7—8月份在西藏6县14村进行了田野调查，本文中主要根据农区7个村的调查材料就上述主题做初步的阐述。

　　7村的概况如下：雪卡村和边给村，是藏东林芝地区工布江达县北部的两个山村，与藏东南的许多村庄类似，林区采集业是当地经济的主要特色；康来村和查务村，位于西藏中西部雅鲁藏布江上游的拉孜县，是高海拔地区贫困村庄的典型；与之相对，地处藏南（雅鲁藏布江中游）乃东县的结巴村则拥有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在经济上也相对富裕，该村近年来发展以养殖业为主的庭院商品经济，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培贵新村和扎西林村位于西藏中部的江孜县，这里作为西藏最古老的农业区，不仅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在过去的50多年中，也是各项社会事业发展较好的地区。选取上述7个村为案例，试图体现西藏农村的各种类型，个别村庄的经济发展水平可能略高于当地平均水平，但是，鉴于西藏农村社会发展的整体差异并不十分明显，这一偏差对本文的结论并不构成重大影响。

　　西藏村级组织的特点

　　中国的村级组织主要指村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以及下辖的村民小组③，其组成人员通常被称为“村干部”。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有关规定，村级组织是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组织，党的基层组织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因此，理论上村级组织的产生应该反映村民的意愿，代表村民的利益。但是，现实中由于村级组织负有为国家催收赋税、监督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等来自政府层面的诸多职责，政府为了顺利实现对农村的治理目标，常常对村干部的选举过程实施干预，以“推荐”、“提名”等方式对选举施加影响。其结果是以政府的用人标准取代了村民的选人标准，村干部乐于为政府负责而忽视村庄民意，导致干群关系紧张。在西藏农村，政府对村民选举的干预同样常见，但是，由于国家在西藏农村的治理目标有所转移，使得官方意志对大众民意和地方传统表现出了少有的宽容态度，使村级组织的产生既体现了政府的目标，又表达村民意愿。

　　免税政策下的村级组织

雪卡村的僧人次仁正在为村民做法事。

　　许多研究表明，负责为国家征收赋税，是村级组织身陷“政府代理人”和“村民代言人”双重身份的尴尬境地，使他们与村民在利益关系上存在对立的主要原因④。然而在西藏，国家的目标则有所不同。自1980年以来，国家体现对西藏乡村治理中的特殊政策之一就是免除农牧业税，即国家对西藏农村没有经济方面的要求，村级组织没有为国家收取赋税的职责。而维持村庄的稳定和提高村民的福利成为国家对西藏乡村社会的治理目标，这是针对西藏所面临的复杂的外部政治环境和相对滞后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制定的特殊政策。要实现村庄的稳定，授权乡村社会的传统权威来治理村庄就表现出许多的优点，然而稳定并不是政府的全部目标，使西藏乡村社会与内地乡村一样，随着国家的整体发展而发展才是最终目标，这又需要许多官方导向的社会目标靠村干部去完成，要实现此种目标，政府就需要选择认为合适的人来负责实施。

　　这一政策背景下村级组织与村民之间的利益矛盾大大缓解，为村级组织的产生创造了宽松的环境。对基层政府而言，国家对社会稳定的钢性要求，使他们在对选举实施干预时显得更为谨慎，并对村民意愿和地方传统表现出了宽容的态度；对村民而言，由于政府提高村民福利的目标贴近村民的自身利益，因而政府对于“责任人”的推荐容易获得村民的支持。

　　村级组织体现政府目标

　　在西藏农村，政府对村级组织产生的干预不仅表现在对选举程序的掌控，还突出地表现为对候选人条件提出指导性意见。比如西藏自治区民政厅对村干部候选人提出了“年轻（45岁以下）、有文化、能够带动大家”⑤的总体要求。这一原则在向县、乡政府延伸的过程中被逐层细化。乃东县对村干部提出了“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反对分裂、作风正派，有文化、有本领，真心实意热心为群众办事，能够带动群众脱贫致富的优秀人才”⑥的要求。拉孜县对村级党支部的候选人也有类似的要求⑦，指出村“党支部书记必须是品行端正，工作作风踏实，有能力，有威信，能够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⑧。

　　政府的上述指导性要求，其实是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规中有关条款的丰富和扩展。但是，其中有两条却是西藏特有的：一是把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政治要求中的重要内容。二是把村干部知识化、年轻化的要求具体为“具备小学以上文化程度”与“年龄在45岁以下”。似乎是为了提高村干部对现代化的适应能力，年轻干部对新事物的适应能力被认为是相对较强的。

　　 事实上，从工布江达县、拉孜县、江孜县及乃东县的统计数据和7个村村干部的实际看，上述的要求大体上得到了实现。首先政府对政治方向、思想品德的要求与村民的愿望是基本一致的。公正与奉献是传统社会中权威产生的必由之路，是“熟人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调查发现，村民一致认为公道正派、乐于奉献的道德品质是一个村干部的最重要的素质。村干部也深谙此理，每每以此标榜自己。道德优先的原则反映了在西藏农村传统的价值观念依然底蕴深厚，同时，它也反映了村民们依然满足于对村庄公共资源的传统分配方式，村级组织对公共资源的重新配置功能还没有引起村民足够的重视。其次，对于年龄和学历的要求作为一项可操作性的条款，得到了较为严格的贯彻。从统计看，45岁以下的干部比例较高。

　　村民选举的结果在年龄上虽然接近于政府的要求，但从理论上看未必符合西藏农村发展的实际逻辑。在传统社会中，社会精英是以“名望、地位、特定文化中的位置”等为前提而形成的，老年人以其丰富的人生阅历、经验以及道德、人格魅力而获得名望、地位，这是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而政府对年轻化的强制要求，虽然可能有助于政府目标的实现，但它削弱了村级组织在某些领域内的权威，从而为民间权威的活动腾出了空间。

雪卡村的村民正在过望果节。

　　体现村民愿望的村级干部素质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满足上级政府的要求并不必然获得村民的信任以主持村政，从7个村干部的生活史来看，一些不在政府指导性意见中的特殊素质却被村民所看中。

　　第一，与官方打交道的能力。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与政府官员的交往能力成为村干部特别是主要干部的重要素质。7个村干部的生活史反映，大多数村干部在其生活的经历中有过与政府官员接触的经验，或者有过对政府机构认知的机会。

　　村干部生活史案例1——旺朵（男，45岁，拉孜县拉孜镇康来村村长）

　　旺朵小时在邻村民办小学上过3年级。1986他在农场干活时，西藏自治区为组建登山队在拉孜县选拔队员，乡里决定派旺朵去。他不顾父母的反对，在日喀则登山队培训了3年，后来登山队与法国合作攀登珠穆朗玛峰。在攀登珠峰的活动中，旺朵作为协助人员到达了海拔8800米的高度，当时主攻人员登顶后，协助人员接到命令全部下撤，未能登上顶峰令旺朵遗憾不已。从登山队回来他就当了副村长兼会计，后来村长调到镇里，旺朵就接任了。村民白玛卓噶（女，55岁）评价旺朵时认为，他最大的优点是处理问题比较公道，能够一视同仁。村民有事时他知道该去县、乡找哪个部门。

　　村干部生活史案例2——白玛仁增（男、45岁，江孜县培贵新村村长、党支部书记）

　　培贵新村是1996年江孜县政府在年楚河上游建满拉水库时为安置6个村子的移民新建置的。现任村长白玛仁增，上小学3年，1974年开始在原先的康翁村当会计。后来参加年楚河治理工程，干了很长时间，对组织劳动、跟县乡干部打交道有了一定的经验。白玛仁增家1998年迁到培贵新村，当时，他便被任命为由100人为一组的组长。2003年村委会改选，由县、乡工作组提名，经村民大会等额选举，300票中以288票当选，并兼任党支部书记。他自己认为主要是以前的工作信誉较好，能够完成上面领导布置下来的工作，而村民则说他处理事情比较公道。前任老村长评价白玛仁增时说，他曾参加年楚河治理工程，表现出了很好的组织能力和善于跟上面的干部打交道的能力。

　　这些特殊的经历使他们具有比一般村民更多有关政府的知识，了解政府与村民关系中的交往规则。使他们在与政府官员打交道时没有一般村民常有的敬畏心理，从而能够从容地与官员讨价还价。村民们说他们“善于跟官员打交道”，其本意是指他们在与官方交涉时，能够寻找到政府认可的理由、采用适当有效的方法，在讨价还价中尽可能地维护村子和村民的利益，将村民的付出降至最低。从此可见，村民希望村级组织在村民与政府的交往中起到“保护人”的作用。

　　第二，中等以上的家庭经济条件。家庭经济条件在各级政府有关村干部候选人的条件中并未作出要求，但是，“有带动能力”实际就暗含着对经济状况的准入要求。且不论这里的“带动能力”主要是指带动经济发展，实现村民发家致富。就村民的认识而言，家庭经济条件对一个村干部来说有两方面的意义：1，家庭经济条件是个人经济能力和社会威望的最直接体现，经济条件处于社会下层的人是很难树立威信的。2，村民们认为只有经济条件好的人家才能招待得起上面来的干部，这是当村干部的起码条件。有村民坦言，“某某家里最富，能招待得起上面来的干部，他不当（村）干部谁当？”由此我们也看到，招待官员其实是村干部一个不小的负担⑩。这也就是村庄中追求经济成功的富裕户们往往逃避出任村干部职位的原因之一，对他们来说，村干部职位在经济上有多种不合算之处。

培贵新村是接受访问的7个村庄之一，位于西藏中部的江孜县。图为该村的一条村道。

　　第三，具有突出的口头表达能力。作为村庄事务的主管，具备一定的组织能力是必须的，但是村民并不突出强调这一点。相反，大都认为对一个干部来说，口才一定是个标志性的能力，只有敢于在公众面前大声演讲，且思路清晰、妙语连珠的人才被认为是合格的干部人选。这种注重表达能力的干部标准源自古老的文化传统，在藏族历史上，雄辩能力对政府官员和部落首领来说都是必备的素质，因此需要进行专门的训练，“有些男子为了演练口才，在放牧时或专去野外没有人的地方，对着牛羊或石头，高声宣讲，以此提高演讲能力。有些年轻人听了精彩的演讲后，能把它记下来，回到同辈中表演一番。”

　　至于村庄中的组织生产、完成摊派、卫生防疫等事务，村民们认为并不需要特殊的能力，因为许多事务都已有定规或传统。

　　从上述事实我们可以看到，西藏村级组织的产生，并不仅仅秉承官方意志，同时也表达着村民的愿望，村干部很高的支持率以及屡见不鲜的连选连任现象表明，村级组织使官方和村民两方的意愿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契合，这种现象在内地农村并不多见。（未完，待续）

　　注释：

　　①［美］梅尔文·C·戈尔斯坦（Melvyn C. Goldstein）《西藏农村的结构与差税制度》（Tax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a Tibetan Village），载《中亚杂志》（Central Asiatic Journal）1971年15：1。

　　② 徐平、郑堆著《西藏农民的生活——帕拉村半个世纪的变迁》，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页。

　　③ 本文中将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视为一体，一是因为其组成人员同样都是农民身份；二是因为西藏现有的村庄普遍规模较小，人口相对较少，为减少因为付村干部报酬而抽取提留款给村民造成的负担，西藏许多村民村委会、党支部成员之间互相兼职，甚至合二为一。比如在在亚东县全县25个村（居）委会中就有17个村（居）民党支部书记兼村（居）委会主任。

　　资料来源：乃东县民政局《乃东县村（居）委会村（居）民小组干部汇总表》，2003年6月。

　　④ 参见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⑤ 2003年8月西藏自治区民政厅访谈记录。

　　⑥ 乃东县民政局：《乃东县2002年村（居）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意见》，2002年3月28日。

　　⑦ 在拉孜县对村党支部人选的要求包括以下7点：1、政治素质过硬，能正确树立马克思主义“四观”，能坚持执行“四不准”规定，在揭批达赖，反对分裂、维护稳定上立场坚定，态度明朗。2、思想素质好，能够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的决议，自觉接受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和监督。3，服务意识强，有较强的群众观念和组织领导能力，公私分明，热心为群众服务，乐于奉献。4，有较强的市场观念和竞争意识，创新意识，具有带动群众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农牧区特色经济，增加农牧民收入的本领。5，有较强的政策法纪观念，善于做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够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农牧区人民内部矛盾。6，公道正派，作风民主，清政廉洁，有较高的群众威信。7，村党支部书记应具备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年龄在45岁以下，身体健康。

　　⑧ 中共拉孜县委组织部：《拉孜县关于在农牧区开展村党支部成员选拔任用方式改革的实施意见》，2002年5月16日。

　　⑨ 数据来自：工布江达县民政局访谈记录、拉孜县民政局《拉孜县2002年度村委会换届选举情况统计表》、江孜县民政局《江孜县村级组织人员情况统计表》、乃东县民政局编《乃东县村（居）委会干部统计表》。

　　⑩ 在农区七村中除了乃东县结巴村有较雄厚的集体经济实力，可以略做补贴之外，其他村子在干部住村期间采取各种方式包括各户摊派等以分担官员的生活费用。

　　完德卡尔《牧区基层组织的历史与现状：甘肃省夏河县桑科乡个案调查》，载余振、郭正林主编《中国藏区现代化——理论·实践·政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