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超路经吐蕃时，佛教在吐蕃的发展举步为艰，还未真正兴起，仅为数不多的佛教人士为佛教在吐蕃发展起来作积极。土著苯教的顽强势力是致使佛教进入吐蕃地域发展困难的直接原因。此前文成公文带到拉萨的释迦牟尼像在地下埋藏了两代人之久，直到大唐第二位公主（金城公主）入藏后才把这尊佛像移供于大昭寺。张子杨摄

 

　　慧超，新罗高僧，于公元8世纪初前往天笠求法。在此之前，自东晋到大唐数百年间，中原汉地僧人前往天笠取经者较多，仅影响较大的就有二三十人，余者多数没有成功而客死他乡。回归者少数人著以游记而名声大噪，著名的如法显、玄奘、义净等人，其著作为后世研究诸国古代历史、地理、宗教艺术及民情风俗等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玄奘对古印度历史文化记录，丰富了印度那个时期少有的文献记载，其对印度古代史的贡献可谓怎样高的评价都不过分。至公元8世纪时，中原佛教发展已趋成熟，僧人已不热衷于西行求法，然而慧超此时决定起程出发，经海路赴天笠，在异域生活学习二十余年后复由陆路经吐蕃、西域抵长安，后驻锡弘福寺译经讲学。生前所著《往五天竺国传》直到近世才从敦煌出土的文书中被发现，尽管部分遗失，但遗存部分仍凸显珍贵价值。尤其是西藏西部早期佛教发展的文献奇缺，中原求法僧人仅慧超一人涉足此地，他当时对这一地域基本情况的翔实叙述，尤为难得。

　　慧超在回程途中，曾到大勃律、小勃律（均属今西克什米尔）、羊同、娑播慈（今西藏西部），文曰：“迦什弥罗国（在今伊斯兰堡东北）东北，隔山十五日程，即是大勃律国、扬同国、娑播慈国。此三国并属吐蕃所管。农川极险。亦有寺僧，敬信三宝。……

　　“已东吐蕃国，纯住冰山、雪山、川谷之间。以毡帐而居，无有城郭屋舍。处所与突厥相似，随逐水草。其王虽在一处，亦无城，但依毡帐以为居业。土地出羊马、猫牛（牦牛）、毯褐之类。衣著毛褐皮裘，女人亦尔。土地极寒，不同余国。家常食炒麦，少有饼饭。国王百姓等，总不识佛法，无有寺舍。国人悉皆穿地作坑而卧，无有床席。人民极黑，白者全布（？）。言音与诸国不同。……

　　“迦什弥罗国西北，隔山七日程，至小勃律国。此属汉国所管。衣著、人风、饮食、言音，与大勃律相似。……贫多富少，山川狭小，田种不多。其山憔杌，元元树木，及无诸草。”（见《大正藏》卷51页977）

　　慧超路经吐蕃时，佛教在吐蕃的发展举步为艰，还未真正兴起，仅为数不多的佛教人士为佛教在吐蕃发展起来作积极努力。土著苯教的顽强势力是致使佛教进入吐蕃地域发展困难的直接原因。此前文成公主带到拉萨的释迦牟尼像在地下埋藏了两代人之久，直到大唐第二位公主（金城公主）入藏后才把这尊佛像移供于大昭寺。然而吐蕃高原地域辽阔，加之苯教势力阻碍，佛教在广大藏区发展仍呈迟缓状态，慧超正是此时由克什米尔高原进入到西藏西部高原，然后又涉及了吐蕃部分地区，他文中所记“羊同”、“娑播慈”为古代地名，在今天的藏西阿里地区，此域地势较高，被称之谓“世界屋脊的屋脊”，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境内平行展布着喜马拉雅、冈底斯、喀喇昆仑等三条呈北西——南东走向的亚洲腹地重要山脉，形成西藏高原由西北向东南渐次递降的最高一级“台阶”。著名的象雄文明及土著苯教就发祥于此地域，久已失传的象雄古文字始终如迷雾一般吸引、困惑着国内外喜马拉雅文化的专家学者。此地域南与尼泊尔、印度接壤，西与克什米尔毗邻，北部连着新疆及中亚各地，特殊的地理位置注定受佛教文化的冲击，并且生根发芽，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同时又充当各国文化传播的桥梁。慧超进入到这一地域时，当地佛教正处于生机勃勃的发展势头，正如慧超所记“亦有寺僧，信奉三宝”。可见在公元8世纪初，西藏西部高原的佛教发展已趋普及，这肯定也是慧超所乐于见到的局面，而在他随后的旅程中只进入到了吐蕃部分地区，并没有到达遥远的拉萨。之后便往北由西域回到了长安。慧超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至于吐蕃，无寺无僧，总无佛法”，而实际情况并不尽然。

 

苯教万物有灵的遗存玛尼石。陈昕摄

　　8世纪初的吐蕃地区佛教发展还是如当初刚传入这一地域时期一样充满艰辛，危机四伏，强大的土著苯教势力阻碍着佛教的发展，佛教随时都有夭折的危险。尽管如此，分别由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大唐文成公主兴建的大昭寺、小昭寺及一些仅有佛像的小庙宇依旧顽强生存，显示出西藏早期佛教人士的坚定信念。而慧超途经吐蕃时，对此并不了解，只在拉萨以外的吐蕃部分西部地区看到“国王百姓等，总不识佛法，无有寺舍”，而不知当时的拉萨大昭寺内正供奉着从长安送去的释迦牟尼像。然而慧超所记却是除拉萨外，吐蕃广大地区不见佛教发展丝毫痕迹的真实写照。慧超不会想到，就在他回到长安不久，西域于阗地区发生了排挤佛教运动，不少于阗僧人迫于形势，逃至吐蕃西部地区继续佛教事业，后被请到拉萨传教说法。据藏文史料载，当时吐蕃赞普赤德祖赞还建立了数座佛寺以作供养。这批于阗僧人留居吐蕃期间为吐蕃佛教发展无疑产生积极影响，之后又在吐蕃佛教人士及印度、尼泊尔等域外佛教人士的努力下，建成了颇具规模的桑耶寺。该寺的建立标志着佛教在广大的吐蕃地区最终稳固和胜利，而这时距慧超离开吐蕃约六十年。慧超不会想到在他曾叙述为“总不识佛法，无有寺舍”的吐蕃高原，数十年后竟塔寺林立，僧侣如织了。在公元9世纪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发起的大范围的灭佛运动袭卷下，吐蕃最西部地区收留了逃至藏西山区的王室落难后余脉吉德尼玛，并使其继任当地土著布让（普兰）王位，浮露出孕育此后七百余年的古格王朝端倪，从而开始了之后的复兴佛教大业。在公元10世纪到12世纪间，一度将复兴佛教运动推至最高潮，在历任君王与僧众的共同努力下，成功地在藏西高原形成一股强大的佛教势力，深远的影响和促进了后来藏西其它地区佛教的发展，成为西藏西部历史上最为辉煌的黄金时代，史称藏传佛教“后弘期上路弘法”。

　　期间著名的第三任古格王君柯日亲自携二子出家，法名意希沃（965-1036）。意西沃为筹聚大量用于古格重大佛教发展事业的资金而四处奔波，给有志于佛学研究的本地优秀学僧提供外出学法的机会，耗巨资兴建了规模宏大的托林佛寺，安排高僧入住并作为日常译经、讲经的重要场所，积极培养翻译人才，对盛行的密宗修炼方法给予指导和规整。后为筹聚更多的资金以迎请当时印度最高级别密宗大师阿底峡（982-1055）来古格讲学而毅然舍生取义，被害异国他乡。同时期受意希沃重用的本地学僧仁钦桑布（958-1055）终成一代译经大师，至今在藏传佛教史中占据重要地位。仁钦桑布不仅翻译了数量极其庞大的印度梵本佛经，还不顾年迈奔波于藏西各地兴建诸多佛寺，开凿洞窟，聘请外国许多佛教艺术家来此创作并传授技艺，为后世留下大量叹为观止的佛教艺术品，其艺术水准至今为难于跨越的里程丰碑，不断地影响着后世的佛教艺术，受到世界各地学者和艺术家的瞩目，其中就有来自乌丈那国的斯瓦特佛像艺术。慧超之前曾到此国并形容其国内“僧稍多于俗人”，慧超也一定对其独特的佛像艺术熟知，但或许不会想到在他走后相当的一段时期后，斯瓦特艺术之花盛开于藏西地域。公元1042年才到达藏西高原的佛学大师阿底峡终未辜负意希沃的良苦用心在托林寺驻锡三年间，除了协助寺内高僧译经、讲经外，还根据藏西僧众修习密宗的情况而撰写了《菩提道灯论》和《密咒幻境解脱》二经，使此地密宗修习逐渐走向健康正轨，为藏西地区进一步弘扬、复兴佛教做出杰出贡献。

　　阿底峡大师后在卫藏圆寂，约20年后古格为纪念意希沃、仁钦桑布和阿底峡三位藏西佛教复兴运动的伟大精神领袖，于公元1076年在托林寺召开了西藏前所未有的盛大法会—火龙年大法会。来自印度、克什米尔、拉达克及卫、藏、康三区等地的高僧名师络绎不绝，在托林佛寺聚集一堂，传授显密教法，各抒己见，气氛热烈。与会期间，象泉河南岸的托林寺钟声空灵悦耳，周围帐篷林立，炊烟缭绕。各地红衣喇嘛往来流动如织，一派兴盛祥和景象。

　　自火龙年大法会后的约400余年，这里佛教发展几乎空白，各类文献也不见记载。今天只能从托林寺故址红殿墙壁上的一段题记中得知，期间发生了类似9世纪的灭佛运动，藏西诸多佛寺遭到较大破坏。此后藏西经济滞后直接导致佛教发展缓慢，一直持续到17世纪30年代，古格地方因天主教的进入引起种种社会矛盾，终于爆发的战争使古格结束它700余年的历史。战后的藏西寺院无力修整，逐步走向衰败。

　　今天的藏西高原依然气候恶劣，少有人至，绵延数百里的雅丹土林地貌在烈日下似群塔密结，蔚为壮观，似乎暗合高原佛地的真实身份。风依旧在剥落残留佛教的泥土，托林古寺的风铃声仍然悦耳空灵，只是不见了当年如织的僧侣。寺北岸崖下平缓向印度而去的象泉河水，黄昏中竟似耀眼金汁，亦如当年美丽。原来千年过往客都如慧超，一瞬而己，唯有暖暖阳光与瑰丽的山川默默见证茫茫人世间如梦般变迁。前贤沈从文先生有谓“自然既极博大，也极残忍，战胜一切，孕育众生。蝼蚁蚍蜉，伟人巨匠，一样在它怀抱中，和光同尘。因新路代谢，有华屋山丘。智者明白‘现象’，不为困缚，所以能用文字，在一切有生陆续失去意义，本生亦因死亡毫无意义时，使生命之光，煜煜照人，如烛如金”，是为美。

　　注：①、羊同即今西藏阿里地区古象雄，史收多用“羊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