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委会主任多布吉在办公室。

　　我的父母是祖祖辈辈的手工艺匠人，他们是靠自己的技术和双手劳动过日子。他们也没有太多的理论知识，完全靠言传身教，跟师傅学习，实践提高。我父亲1933年出生，属鸡，他13岁就开始随在堆白勒空（西藏地方手工业机构）的爷爷学镶工技术。我父亲家里兄弟5人，父亲5岁时就没有了母亲。此后，父亲随镶工大师傅学习技艺，18岁时结婚，25岁时有了我。据我父亲讲，白天主要是支公差，收入有限，但是，晚上回家后点上蜡烛，做各种各样从外面揽下的私活，弥补家庭的收入。

　　1959年民主改革和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时，父亲与许多雪巴一起为解放军运输枪弹。回来后，加入到新成立的雪铁木加工合作社，曾经担任过副社长，1989年父亲退休。父亲一生做过许多工作，现在能看到和值得骄傲的是，参加过兴建罗布林卡新宫，70年代末参与维修大昭寺（那时许多老匠人都还健在），落实政策以后重建维修甘丹寺、哲蚌寺等。令我难以忘怀的是父亲为色拉寺做了一个银制壶，非常精美，至今仍是色拉寺的宝贝之一，平时很难看到，只有宗教节日时才能看到。日本东京的一个电视台在拍我们雪的情况时，还专门拍了我父亲的技艺，对此无不称道。我是没有能继承父亲的技艺，只好请父亲为我们自己做些茶杯盖之类，留个纪念了。

　　我是1957年出生的，8岁时，进入雪小学学习，5年后进入拉萨中学，当时没有6年级。1970年4月27日，我入拉萨中学预备班，学了4个月，当年8月（大约是农民开始过丰收“望果”节）时，学校放假。当时我的家庭情况很差，一是别人有父母双亲，而我只有父亲一人；二是我们家孩子比别人多。因此，我必须自己发奋努力，当时也没有什么可玩的，也就是在空坝上打打篮球，到学校北面的流沙河或拉萨河去钓鱼，家庭全靠父亲一个人支撑。他总对我说，“你是我们家的希望，你要努力”。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比别的同龄的孩子要早熟。那时，居委会的集体企业是拉萨年轻人非常向往的单位，虽然不需要考试，但是要想进入“酿徕”（集体所有制企业或单位的总称），也是不容易的。当时许多家长都对自己的孩子讲，“学门技术，将来好过日子”。

　　由于得到居委会的照顾，我13岁时，进入了父亲管理的雪居委会的集体企业——铁木加工合作社。1970年8月18日，我参加了工作，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转折。我这人挺有运气的，按理说当时我在班上数学学得挺好，这不是我吹牛，我们班有许多同学都知道。我们那时学习的条件很差，又是在“文革”期间都在搞“阶级斗争”，老师都找不到，很大程度上靠自己学习，所以特别珍惜老师的教育。现在，那些去内地西藏中学读书的孩子，父母一年要寄多少钱，什么都要管，这怎么行，孩子们是去内地学习，只要吃饱穿暖就可以了，哪能这么娇惯，这对孩子成长没有好处。我当铁匠后，就是用白铁皮制做些东西，刚开始我连铁皮都弯不了，小啊，没力气。按现在说我算是个童工，但是那时没有这个说法。再说，一家人靠我父亲养4个孩子，也困难呀。那时候，拉萨市的城市居民，根据每个人的工种有定粮，没工作的也有26斤，打铁的人有40斤糌粑。

　　那时，上学放假或工作周末就到“荡坝”挖草皮，作为家庭生活的燃料之用。我们通常都是一大早去“荡坝”挖草皮，晚上拉着手推车回来。那时候的孩子虽然穷，可是有责任心。虽然一天的劳动非常辛苦，但总是有乐趣和开心。我和弟弟经常去挖草皮，带点糌粑和茶。挖草皮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好不容易才能塞满四个麻袋，之后就装在用圆钢轮子（轴承）作的小推车上，连拖带拉地回家。现在这年月谁还用草皮当燃料啊。

　　我当工人时，工资实行记工分制，第一年（1970年）我是每天3分，每1分是0.25元，每天的工钱是0.75元。第二年提高了，我一天是1元。1976年，我去内地学习前，也就1.25元多点，当时工分最高的每天是2.5元（最高10分，再高的技工就是这个工资）。当时的工资是按每半年发一次。每次发工资前，需要借点钱买糌粑，发完工资赶紧还钱。所以没有拖欠过什么借款，我们也不欠什么债。

　　我们生产什么呢？主要是用铁皮制做各种生产、生活用品。例如：铁盆、铁炉、铁壶、烟筒等，另外建筑屋的铁皮顶，拉萨汽车一队的房顶就是我们每天走路往返修的，现在要让人从这（雪村）到八廓街都不愿走路，还要坐三轮或“打的”。所以人的一生啊，真是变幻无常。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不放眼世界，学习先进的东西，我们还会停滞落后。所以，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从许许多多的变化中可以亲身体验。

　　那时雪生产的铁炉都出了名。要想买，还必须提前预定，真是供不应求。雪合作社的老师傅老匠人，技术特别好。话说回来，当时市场也不丰富。

　　我家成员有4个弟妹，我的母亲寿命不是很长，1970年就去世。当时我13岁，我是孩子中的老大，下面还有3个弟妹，全靠父亲养育。

　　1976年8月中旬，居委会选拔我和另一位当时任雪居委会“铁木加工合作社”的副社长去内地学习技术，机会从天而降，这可把我乐坏了，父亲和弟妹也替我高兴。这是我第一次出西藏。

　　从柳园上火车奔北京，由于我们人多，一个整车厢，都成了我们的了，火车是硬坐，开始还很兴奋，到了晚上就受不了，大家轮流睡在坐位下。火车上的乘务员大姐特别热情，一路上她都不让别的旅客上我们的车厢，说被西藏人包了。

　　在北京，与昌都来的学员会聚，人数有200人。我们到北京站时是夜里，因为要转车，所以行李都搬下来了，堆在北京站的站台附近，那时唐山和北京刚地震不久，给我们带队的西藏农牧局的人帮我们办票和守行李，我和林芝米林的一个同学一起出了站口，见到外面有一个“日夜饭馆”，心里大吃一惊，真了不得，北京有白天夜晚都开的饭馆。走到一个饭馆，连说带比划卖了份肉丸吃。回到行李旁，没见同学们，一打听，才知道，“天安门”就在此不远，大家都去“天安门”了，我们很可能明天离开北京。我一听，给那个林芝的同学说，“这可不行，到了北京，长城太远，去不了就算了，到了天安门，不照张相寄给家里怎么行？”于是赶紧往天安门奔，我的同伴胆子比我大，我们边打听边朝天安门走去。到了天安门，唔吆吆！天安门这个大啊，走到金水桥边，见到毛主席的画像，我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看着身边的家伙，好像不认识，做梦吧又不像，我来回走着看，同伴又在说话。晚上回火车站睡觉，白天又到天安门参观，还拍了照片。在北京站吃了顿味美的包子，我们都心满意足。

　　我们去吉林学习的有40人，在黑龙江有两个班，主要学习牧业和制造业，在营口还有一个班学习修理。我们本来应该到营口学习修理，这符合我们急需的专业。1976年8月30日10点钟，我们这一班人到达吉林火车站，一下火车，学校老师来接我们，只听见“同学们”，我一下没有反应过来。原来以为到内地学习技术，是到工厂学习车床之类的技术，因为，一来当时我们有几个车床，二来居委会领导找我俩谈话时，也说要到内地主要学习车床和电工技术，将来为“铁木加工合作社”发展出力。听见叫“同学们”，没有搞懂，纳闷是怎么回事。

　　来到吉林省公主岭的吉林省农业机械化学校，学校为我们准备好了晚餐。晚上我和同伴商量讨论。他说，“喂，这样不行，这是一个学校，我们是学技术来的，如果没有学到技术，我们将来怎么向居委会和合作社汇报，也没法工作”。我们决定向学校老师和拉萨居委会汇报情况，询问如何处理。

　　第二天，我们去食堂吃早饭，一进食堂看见桌子上摆好了食物，饭盆里盛着黄黄的东西，我想学校真好，给我们准备了鸡蛋炒饭，走进一看才知道是玉米粥，平时没有吃过，怎么也咽不下去。那时东北人都吃这个东西呀。当时除我们俩之外，其他同学的粮食关系、户口都迁来了，我们俩是城市居民，什么也没有，手里拿的是居委会和父亲用西藏“当地粮票”换的“全国粮票”。后来学校特别照顾我俩，给了70%的细粮和30%的粗粮。本地的学生每周只能吃到一次细粮，一般都吃玉米和高粱，高粱比玉米还难吃。

　　我们很快与班主任老师联系，告诉他，“我们没法在这儿学习，我们是来学技术的。”老师说“你们俩要学什么？”我说“学车床”，老兄说“学电工”。老师说，“这样不行，我们是要教农业机械技术”。我们也给居委会写信汇报，告诉这里专业设置情况，告诉他们这里教的是农业机械，将来对合作社没有直接的作用与关系，将来不要怪我们没有学到本事。因为，过去我们合作社也有过到内地学习的事，曾经有位老兄到成都学习，如何用动物骨头制作梳子、钮扣之类的技术，可是学习回来后，没有任何作用，因为连机器都没有。说了几次，最后合作社给我们发来电报，要我们“安心学习”，此事就这样了结。

　　当时公主岭县的农业机械学校很有名气，学校还有从阿尔巴尼亚来学习的留学生。学校里有各种农业机械，特别神的是奶牛每天能出60斤奶，真让我们大吃一惊，我们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更没有见过。

　　开学后的头两个多月，我什么也没弄懂，汉语说不好，我就写了个字条给老师。老师说，“没关系，慢慢学。”上课的内容，除文化、政治课之外，主要讲农业机械原理和制图，例如：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及电的应用等。由于我们基础差，又没有物理基础，什么电路、电压、电阻等，学习和理解起来也困难。

　　其实，如果当初在拉萨时，只要学习过初中物理，这些也没有什么难的。学校的领导和老师，特别是老师，真像父母一样关怀我们，有什么病，老师都亲自带我们去医院，如果学校医院治不好，就立即送到县医院。对医生总要介绍，“他们是从西藏来的学生，请你们好好治疗”。衣服破了老师都帮助缝补，我们和每个老师关系都特别好。我自己特别喜欢语文老师，他和我父亲同龄，他懂俄语。厨房里有位师傅也与我关系很好，他有4个孩子，老大和我同岁。当他知道我没有母亲的情况后，对我处处照顾，哪怕只有一个馒头都要偷偷给我，对人真是慈悲。学校对我们西藏班非常关心，我们西藏班在学校也有名气，我们曾经拿到兵乓球的冠军、篮球冠军，特别是足球，校队也打不过我们，但是我们在田径上总是没有希望。

　　学校带我们参观长春汽车制造厂、拖拉机厂、大庆油田、吉林市、哈尔滨市等，都是经国家农业部批准之后，以西藏参观团的名义到处参观，吃住宾馆，晚上天天看电影，每天的日程都是排得满满的。

　　我们学习期间抓紧一切时间，也没有寒暑假。所以，3年里，基本上完成了中专的学习内容。1978年，我们毕业，与老师告别时，我们不知道说什么好，一个劲儿地“再见”、“再见”，老师说，我们不是“再见”，“永远再见不到了”。老师和我们紧紧拥抱，我们在火车车厢里，每个人含着眼泪挥动着手，告别了培养我们的亲爱的老师。

　　汽车把我直接送到了拉萨家门口，见到了久别的老父亲，父亲看来已经苍老了许多，想必非常辛苦。

　　几天后，我到合作社报到。合作社领导要我们今后大修拖拉机，虽然我们在学校学过拖拉机的维修，可是几十个学生挤在一块，那能都给看清楚了。将近一年多，只好自学看图纸，以后从社会上请了一位师傅，组成了维修组。当时，城关区要求我们为农民服务，组织我们到城关区农村为农民服务，农民不用化一分钱，只烧壶茶，全部费用都由城关区负责，就这样，我在拉萨四周的农村到处维修农业机械，并且培养了许多本地的徒弟。当时，维修的工资也高，每小时2元，一天就是16元，都由拉萨市农牧局根据维修所用时间支付。政府也非常重视农业，专门组织农民进行培训，我担任老师给学生们讲解农业机械的原理和使用及维修办法。由于我能用藏语讲，所以受到了大家的喜欢，我的学生也遍及城关区的农村。

每逢年节雪居委会都要慰问低保户。

　　1978年后，我们改名为“雪铁木加工合作社”，城关区为我们投入了厂房建设费用和机器设备，可以说我们的基础是建立在国家和政策的支持之上的。当时，社里除继续生产生活用品，如铁桶、凳子、木床之类的产品之外，更加投入对各种农业生产机械的维修，这也是我们后来改为雪农机修造厂的原因。除此之外，改革开放后，我们还生产藏式家具，扩大自己的生产能力和范围，适应市场的需要，利用我们拥有刨床、车床、锻床等设备和技术的优势，根据客户的需要进行生产服务。同时，参与寺庙和重点文物的维修，我们参与了罗布林卡的维修，你到罗布林卡可以注意看，只要有用铁制做的门窗等，都是我们加工的。

　　1986年，当我31岁时才结婚。结婚晚的原因，一来是家里主要靠我撑着，兄弟们还没有完全成人。二来遇到的似乎都需要倒插门，我家庭的现实又不允许这样。父亲把全家托付给我，我自己扮演着“家庭主妇”的角色，所以很晚才结婚。我的妻子是从农村来的，我们谈了一年多恋爱，向她们家给了“弄呛”（求婚酒），经常互相来往，最后于1986年结婚。我的大孩子已经17岁了，目前在内地西藏中学学习，小孩子今年9岁了。

　　1983年，雪居民委员会选举，我和另3位当选为居委会委员。1988年，城关区为了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对居委会进行了加强和调整，我成为负责雪居委会的副主任，一直到1996年。1996年，我以高票当选为居委会主任，1999年选举时，虽然我仍然以高票当选，但是我还是对几个反对票感到高兴，因为他们是对自己的选票负责投的，我自己也对自己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错误，需要反思改进。我们要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选举了你，所以我们必须一切为人民的利益着想。

　　未来我们的发展目标需要认真考虑，集体研究，虽然有困难，但是有集体和大家的关心，什么问题都可以克服。我这个人，你也看出来了，平时没有什么笑脸，这是我多年的习惯，这并不是我对谁有什么态度，我们合作社的人都说，“多布杰，除了喝青稞酒时能说笑之外，平时都不苟言笑”，所以大家说我是“黑脸”。平时，我也很少玩闹，你知道我们藏族平常爱开玩笑与女孩打打闹闹，我从不搀和，这也许是我的习惯，我倒并不是内向，平时该说的时候，我也说的很多。

　　1997年，居委会合作社召开了工人会议，由工人们自己投票，最后我高票当选为雪合作社修理厂厂长。

　　我接手工作时，合作社当时只有2000元的流动资金，合作社为盖房欠下的债务有65万，欠包工头等合计80多万元。我们没有资金谈何发展，因此，在居委会的支持下，我们发动职工集资，我自己投了2万元。当时银行贷款1万元，700元利息，我们提出给1000元利息，请求贷款，保证3年还清。由于我们前期建设的贷款逾期500天未还，迫使我们补交了10万多元。我们自己集资30多万，居委会又借给款30多万，我们首先一次性还清贷款。银行根据政策一次性给我们贴息5万元，用这笔钱运转，逐渐将包工头的欠款还清。之后，我们把搬迁后国家政府政策性补助给盖的旅馆承包出去，同时让一个我们自己的人对其日常收入进行监督，每年交给合作社21万元承包费。对合作社进行改革，从工作态度、管理入手，以总收入的15%作为公积金提留，其中5%作为机器的折旧之用。工人的工资仍然以工分计算，每工分最低3元，最高的每天10工分，一天就是30元。1999年，合作社总收入116万元，每个工人平均900元/月（另外还有月奖）。2000年，每人平均收入1万元/年，其中不包括年节补发和奖金数。我们强调并注重管理和效益，对企业挖潜改造，生产我们所能生产的一切，无论生意大小，不分民族。你能说汉语就能招来内地在藏的生意人，特别是我们能说藏语，这是我们的优势。农牧民由于语言的障碍，愿意到我们这来维修，但是，“包子有肉不在摺上”，你不要看人家穿个脏衣服，就小看人家，其实农牧民不讲究，但他的包里有的是钱。只要你注重质量和服务态度，说不定在他喝青稞酒给人吹牛闲聊时，就会向别人提到你雪居委会的“修理厂”，我们就会有生意。

　　我们强调企业的主人翁精神，提醒全体工人不能躺在功劳薄上，哪怕厂区内的一个螺丝钉，捡起来积累，按每斤0.5元废铁卖，一吨是多少钱？不要以为你在拣废铁，要想到你是在拣钱，这也是收入。总之，我们这几年想尽一切办法。去年，我们第一次主动到内地成都，直接购买生产原料和用品，仔细进行成本核算，降低成本，拉回的货很快就出手，这就是我们去年收入相对较高的原因。

　　现在我的4个兄弟都各自成家。二弟当了5年武警，退伍后在城关区商业局工作，既是司机又负责治安等，弟媳妇是策墨林（居委会）人，她织得一手好地毯，有一个男孩子。三妹在西郊发电厂工作，她的爱人是个体汽车司机，他们有一个孩子。四妹，在拉萨市残疾人福利印刷厂工作，她倒不是残疾人，她们厂当初招人时就有相当比例的正常人，她的爱人也在同一单位，有一个孩子。过去父亲与我共同生活，我告诉父亲，“您觉得什么地方舒服，愿住哪就住谁哪”。目前父亲与我弟弟住在一块儿，我们都住在雪新村附近，彼此经常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