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在20世纪40年代初曾参加过“驼峰”航线的测制，半个世纪以后年届90的老人回忆了当时的情景，写下了《抗战时期中美合作测制中印航图纪实》，本文从中选发部分，以飨读者。

　　胡明城1917年出生于湖北汉川县，1940年在中央陆地测量学校大学部毕业，即从事大地测量学研究。抗战中参加中美合作的中印航图的测制，承担康巴困难地区的天文测量。1947年初赴美国海军天文台和海岸大地测量局进修。1948年秋回国。1949年5月在南京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参军，任测量队副队长。同年10月参加解放西南的战役。1950年调军委测绘局任研究员。

　　1942年初，日军在侵占缅甸后切断了滇缅公路对中国的供应，中国通往外部世界的道路基本中断。为了把抗战急需的大批物资运进中国，美国和中国联合开辟了一条从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到中国云南昆明的全天候战略物资运输空中航线，这也是世界航空史和军事史上最为艰险的一条运输线。这条航线长约800公里，穿越喜马拉雅山，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驼峰，故而得名“驼峰航线”。

　　“驼峰航线”满布了海拔4000到5000米的山峰，恶劣的气候，强气流、低气压以及经常发生的暴风雪、冰雹和霜冻，加上日军战斗机的围追堵截，飞机在飞行中随时都有坠毁和撞山的危险，因此它又被称为“死亡航线”。

　　据美国官方统计，美国空军在从1942年4月到1945年8月的援华空运中，为中国空运各类战争物资65万吨，美国空军在“驼峰航线”上共损失飞机468架，牺牲和失踪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共计1579人，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飞机失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没有精确航图也是原因之一。为了赶制中印航图，美国于1944年初或更早已派测量队到云南境内施测天文点。他们的测量队以两人为一小组，配备吉普车一辆，作业效率很高，进展很快。但是测区包括贵州、川西和康巴地区（从康定到巴塘的广大地区），甚至扩展到金沙江以西的昌都地区。川西、康巴和昌都地区交通极其困难。美国测量队的吉普车无法到达，所以建议中美合作完成这一艰巨任务。

　　1944年4月，中美合作航测队正式成立了。美方领导人是Doran上校，他是美国海岸大地测量局级别较高的文官，40多岁，抗战中应召入伍；其余是多名尉官。他们的测量队还在云南作业，很快要进入贵州。

作者年轻时和他的妻子、孩子的合影

　　中方分三个组，第一组和第二组的任务，是分别到美国和印度参加中美合作的制图工作。由于这两个组的任务都是出国，大家趋之若骛。我则参加了第三组的工作。因为第三组要到困难地区去吃大苦，所以好不容易才凑足了必要的人数。

　　美方的一个天文观测组就要出发了，为了增进双方的彼此了解，我被派去参加了美方的工作。美方每一个天文观测组包括一名观测员和一名助手；前者是未毕业的大学生，军阶多半是少尉；后者文化水平较低，军阶都是上士。我这个组的观测员是Greeberg少尉，助手是Paterson上士。他们的装备除了天文观测仪器之外，还有卡宾枪、照像机、猎枪和手枪各一只。另外带有不少军粮，装了满满的一拖车。每一个天文点都要摄取多张照片。他们在美国受过短期训练，采用的方法是等高观测法，正好是我刚刚完成的研究课题。因此，我们有共同的语言。他们完全不懂理论，只能按严格的规定进行观测工作。

　　我们的测区是贵州、云南和广西交界的地区，第一个施测的地点是贵州兴仁县。第一晚开始观测时天气晴朗，但一组星尚未观测完，天气突变，我们车上只带了一个帐蓬。我连忙到县政府，请他们安排住所。第二天Paterson病了，县卫生院的医生诊断为肺炎。我问他病情是否严重，他很有把握地说：“不严重，我这里有对症治疗的药品，但要注意保暖，不能再受寒了。”兴仁县是专区所在地，医生水平比一般县卫生院高，备用药品也较丰富。

　　此后天气一直不好。所幸Paterson的病情逐渐好转。兴仁县的雨连续下了十多天。在此期间，美方天文观测的细节我完全清楚了。他们只是为了满足测制航图的需要，方法力求简便，最后是画出一个定位圆，由此定位圆与各定位线的相对位置来判定观测的精粗。我想到我们到这一地区很不容易，如果我们利用这一机会多测些恒星，用严格数据处理方法计算，那么这些天文点将来还可以用于大地测量目的。我向Greeberg建议：“每晚多测些恒星，由定位圆图判断观测质量，把观测质量不好的星去掉，那么我们上交的定位圆图就显得比较突出；当然，星数多了，计算工作量增大，以后的计算工作由我承担。”Greeberg欣然同意。在他们看来，计算是最恼火的事，多测几颗恒星算不了什么。两年多以来我从事等高观测研究，这一类的计算是我的特长，他们高兴地叫我是Great Computer（大计算家），有时把我抱起来。这些美国小伙真是天真可爱。
此后我们依次完成了兴义、安龙、册亨、安顺和紫云的观测工作。我们回贵阳后，向周老师汇报了这次合作施测的情况，他认为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的。随后举行了一次展览会，展出我们过去的等高观测成果和美国在贵州境内的最新观测数据。Doran上校看得很仔细，对我们的观测成果备加赞扬。

　　此后，中美合作航测队的任务主要转移到康巴地区（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所以迁往重庆。

几位美国“飞虎队”队员抗战时期在芷江机场合影

　　中美合作航测队于7月底迁重庆。这一路上的险峻地段是娄山关。记得我1940年由贵阳到重庆，车过乌江渡、娄山关的七十二拐和吊丝岩，感到惊心动魄。

　　在重庆期间，我们第三组忙着做出发前的准备。在测区分配中，我接受了理塘、巴塘、义敦、昌都、得荣、乡城、稻城等地的天文观测任务。在五个小组中，我的任务是最艰巨的。当时每个小组三人，我的助手麦镇远是香港人，香港沦陷后到内地进测量学校学习大地测量，父亲在内地病故，他与母亲相依为命。麦镇远天真活泼，我叫他麦小弟。我组的测工是四川人。

　　我最关心的是昌都地区的情况，要经过什么手续才能进去。为此，我持公函去询问国民党政府的蒙藏委员会。我以为这个委员会是专管蒙藏事务的，应当可以提供准确的信息。我说明了我承担着国家重要任务，问他通过什么手续才能进入昌都。接待人毫不思索地说：“可以进去，不要任何手续。”一直到了巴塘，我才知道蒙藏委员会是一个空架子，他们完全不了解西藏。

　　为了御寒，我们每人领到了一件老羊皮大衣。这是一种很实用的衣物，我们靠它抵挡了康巴地区的风雪。到返回重庆上交时，对它还有感谢之情。

2005年8月，黄欢老人和当年飞虎队老兵重逢于昆明，笑逐颜开。

　　抗战期间，我们只能收听英国BBC电台播发的无线电信号来进行天文观测。要收听这个电台，我们自己的收音机质量欠佳。此外，为测量高程，我们缺少合格的气压计，因此，我们向Doran上校提出了支援这两种仪器的要求。他很快送来了，同美国测量队使用的一样。在康巴地区的天文测量中，这两种仪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8月中旬第三队副队长学广兄率领我们三个天文观测小组向康定进发。由重庆向西直到邛崃，是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再往西地势突然升高；接近雅安时，海拔7576米的贡嘎山在望；但见气势磅礴，高耸入云，皑皑白雪终年不消。我们这些从事大地测量的人，面对这样的高山感叹地说：“将来谁能设法让我们的三角测量网通过这样的高山区，谁就是名载史册的英雄。”

　　雅安是刘文辉军部所在地。我们一到这里，就感到浓厚的地方封建割据色彩。我们到达的当天傍晚，突然听到一阵吆喝之声，街上的人都退到两旁，为一列队伍让路。这列队伍不是军队，为首的是几位穿长袍的长官，骑着高头大马；后面是几顶轿子，里面坐着花枝招展的官太太，两侧有不少穿长袍挎短枪的警卫。这是其他地方见不到的。

　　我们在雅安的居住条件嘈杂。到公路局办好手续之后，就乘车转移到两路口车站去。那里比较清静，可让大家好好休息，准备明日翻越二郎山。车开出大约一公里，见到路旁卧着一具死尸，满头是血。奇怪的是，行人都不管，好像没有看见似的。这也是雅安特有的现象。

一位美国老兵和几位中国学生合影

　　公路局派的车准时到了两路口车站；司机是一位很健康的小伙。由他的言谈，好像走这段路是很平常的事，没有给人可怕的感觉。天气情况是：前天大雨，昨天雨停，今日虽是阴天，但云脚高，不会下雨。

　　二郎山耸立在大渡河畔，海拔3437米。我们的车走出两路口车站就开始爬山。但见公路蜿蜒盘绕；一边是悬岩巨石突兀，由于这段路是从悬岩中挖出来的，雨后山水从头顶上的巨石注下，汽车如在水帘洞中穿行，另一边是深涧浓雾弥漫，不知底在何处。路旁不时出现因车祸留下的一堆堆汽车残骸，似向人们诉说一个个毛骨悚然的惨剧。突然，前面悬岩上出现一棵倾斜的大树，上面不知搁着一件什么东西。待汽车走进一看，原来是一辆滚下悬崖的汽车，正好搁在它的上面，底板和轮子朝天，不知道搁了多少年。

　　在这随时可能送命的恐惧气氛中，没有一个人作声，连最活泼的麦小弟也一言不发。有的人干脆闭上眼睛，似乎在默默地祈祷。翻越二郎山几小时的路程，每个人的心都被提得高高的。直到下坡时，人们的心情才开始缓解；当大渡河在望，泸定铁索桥隐隐可见时，人们才开始活跃起来，大家共同的感想是：“娄山关比二郎山，小巫见大巫。”

　　汽车停下来了，大家不约而同地走到司机面前，向他致以深深的谢意。

　　泸定铁索桥不通汽车，只供人畜通行。由泸定到康定，只能把仪器装备雇人运过铁索桥，再乘对岸的汽车到康定。

美国老兵与家属缅怀“驼峰飞行”

　　康定是汉族和藏族杂居之地，当时是西康省政府所在处，住有不少政府官员，市面相当繁荣。当时西康省的辖区，由芦山和雅安一线开始，往西直到金沙江。过去这里叫打箭炉，据说是诸葛亮当年设炉打箭之处，也叫芦关。

　　在藏族地区有一种乌拉制度，即官员出行，藏民要派牛马支差。当我到康定县政府询问沿途交通工具问题时，他们说：“我们仍然执行乌拉制度，你们沿途都由县政府派藏民支差，不要付钱。这一制度现在不能改变，如果改变，官员到藏区工作将寸步难行。”当时我对支差的藏胞只能送他们一点茶叶、针线一类的东西。现在回忆起来，深感内疚。

　　我们在康定遇到了一个美国测量小组，共3人；除了一名少尉和一名上士之外，还有一名40多岁的美国翻译，他抗战前是芜湖医院院长，可以说中国话。他们是来测康定天文点的，由于这里是困难地区，不得不带一名翻译。他们是骑马来的，沿途很辛苦。我们边走边谈，到了他们的住所康定福音堂。大家坐定后，学广兄首先说明了我们的任务；然后告诉他们，康定在抗战前已测了很精确的天文点，不必再测了。这一情况早已通知美方。他们听到后非常懊丧，责怪美方计划人员失职。学广兄说：“事已过去，责也无益；我们同属一个测量队，肩负着打击日寇的共同任务，在这里不期而遇颇不容易，我建议举行一次联欢会作为纪念。”大家一致同意。

　　联欢会是在康定温泉举行的，美方的少尉和上士都是小伙，非常活跃；美国医生很幽默，善于讲故事，既用英语讲，也用中文讲；麦小弟英语说得很流利，兼唱中国歌和英语歌。会上载笑载唱，一片欢腾。联欢会轰动了康定文化界，他们派记者来访，报纸上作了详细报道。

中缅边境发现三架二战美军飞机残骸

　　西康省教育厅长陈其保见到了报道，也来找我们，他说：“这次中美合作航测队到康定，是我们西康学生学习科学的好机会，可以使他们了解天文与作战的关系，我们请求举行一次展览会，会上作讲演，展出中美双方采用的仪器和美方的战时装备。学广兄同意去与美方商量。展览之日，美方天文小组的全部装备都展出了，包括武器、卧具、帐蓬、小工具和军用食粮。这个展览轰动了康定的街头巷尾，连老百姓都来看。

　　我了解到由康定到巴塘必须结队而行，以保安全。有一天，军令部的一位校官和他的同伴谭先生（广东人）来找我，据说他是巴塘土生土长的，会藏语，熟悉沿途情况。他建议我们小组和他们一道走，以免我另外找翻译（在康藏叫通司），我当然欣然同意。

　　我们在康定要做很多准备工作。这些工作是在当地人的指导下进行的。我们除了要带足够的口粮和生活用品之外，还要带足够的燃料。所谓燃料，就是含有松油的松树枝；它不仅可以用来点燃马粪，还可以照明，所以叫“松明”。在风餐露宿条件下旅行，这是最理想的燃料。

　　在康巴地区旅行的特点是，人骑马，用牦牛驮行李。但牦牛在树林中喜欢乱窜，把所驮的东西摔下来；所以行李要捆扎得很结实，要请专人用生牛皮捆扎。在我们执行任务中特别注意仪器箱的捆扎，未出现问题。

　　为了抵御康巴地区的风雪，在重庆领的老羊皮大衣还不够，我们在康定购置了藏靴、皮帽和雪镜。

　　到此，我们完成了出发前的所有准备工作。1944年中秋节我们三个小组聚餐之后就出发了。

　　我的小组共有三匹马和五头牦牛。刚出康定，只见满山遍野的矮树林。用这种木材烧成的木炭敲起来发出当当的金属声，火力很强。康定的金属厂就是用这种木炭做燃料，过去打箭也许也是如此。我们第一晚宿
折多塘，第二天翻折多山，再经卧龙石和八角楼就到了雅江县。

　　旅行中很早起床。天还未亮就准备早餐和打点行装。这时可听到山边田野藏族妇女的歌声，尾声拖得很长，如泣如诉，基调是哀婉的。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出发了。在阴历下旬的日子，树梢月冷，天上星稀，马蹄声碎，牦牛步沉。我们就这样进行着。等到东方破晓，太阳冉冉升起，还可看到日月交辉的景色。

　　这一路的晚秋景色是迷人的；碧云天，黄叶地；秋色渐老，连绵无际。麦小弟歌声几乎不断，偶尔听他唱起思亲曲，勾起我别恨离愁，无心赏景了。

一位美国飞虎队老兵访华团的成员在昆明参观“历史的记忆——驼峰行动”展览

　　沿途有时看到零星牧户；一顶帐蓬，上面有烟囱，四周是围栏，还有几头牛羊在徜徉。每遇到这种场合，麦小弟唱歌更起劲。主人们闻声走出，小弟用刚学会的几句藏语向他们问好，他们高兴得向我们招手。我们走远了，回头一看，藏族姑娘还望着我们这一伙“稀奇”的行人。

　　雅江是雅砻江和鲜水江的汇合处；这里有一座被破坏的铁桥，但铁墩尚完好。据说此桥是清王朝请比利时修建的，过去桥上可以跑马。现在康藏公路通过此处，此桥当已修复。

　　雅江附近的几座山都是铁矿石，有一股泉水从山中流出，泉水清澈，但所经之地呈褐黄色。我饮过一杯，味道就像以舌舔铁一样。本地人说，此水对眼疾有疗效，并说比利时人在修桥时，曾用铁桶装此水运走。

　　雅江天气晴朗，两夜完成了观测工作。至此，我们三个小组中的一个小组向东走了，杨舜典小组和我的小组继续向西走，目的地是理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