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哥
——萨空·次仁多吉先生
萨空· 次仁多吉先生
萨空·次仁多吉先生,1912年生于西藏上亚东乡岗故村。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他为西藏和平解放事业做了大量工作,成为一位有名望的爱国统战人士。他曾担任过亚东吉卡办事处副主任、江孜地区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等职务。文化大革命初期,萨空·次仁多吉先生被诬陷为“外国特务”,含冤去世。
萨空·次仁多吉先生童年在老家岗故村学习藏文,20岁时跟从爷爷次仁塔杰学习经商,逐渐走上经商之道。1946年当选为上亚东的“空堆”(头人),从此成为当地有名望的上层人士。他从小就游历过印度的许多地方,年青的他常对当时先进的印度社会与封闭落后的西藏旧社会的巨大差异感到震撼。1947年当上亚东头人时,他最渴望的是为改变当时落后的教育状况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不久他遇到一位外国慈善家,曾在很多落后的地方帮助发展教育事业,他于是主动和那人联系,希望能帮助办所学校。那位慈善家愉快地接受了这一请求,并表示愿意提供办学资金,如学校办得好,还可继续给予帮助。听到这一好消息,萨空·次仁多吉先生兴奋不已,想着自己渴望办学的愿望即将实现,便抓紧时间办理相关手续。根据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的规定,办理任何涉外事情必须获得宗本(相当于现在的县长)的同意,当他把这件事情请示给宗本后,宗本不但没有认可,而且还说:用洋人的钱办学违背了政教大业的宗旨。办学的事就此告吹了。此外,由于当时亚东老百姓的差役负担很重,为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以萨空·次仁多吉为首的三位上亚东头人多次向宗本呈报了恳请减轻差税的请愿书,这一举动惹怒了宗本,认为这是抗差役的造反行为,决定严加处置,并以违法行为定罪。萨空·次仁多吉等三位上亚东头人受到了鞭打处罚。一位关心百姓疾苦,关心地方发展的有识之士,得到的却总是旧社会官僚的辱骂与惩罚,他对当时的落后社会开始积怨,明白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改变现状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望。
1951年,西藏的和平解放,在他心中燃起了一线希望,他想也许这正是社会变革的良好时机。1951年解放军进驻亚东(团长为郄晋武),萨空·次仁多吉看到进驻亚东部队不但纪律严明,尊重当地的风俗和宗教信仰,与以往进驻亚东的任何军队有本质上的区别。他内心深处感受到这是一支能够信赖的,能为老百姓谋福利的军队。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变改旧社会的希望。刚到亚东的解放军由于人生地不熟,生活等各方面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急需当地有识之士帮助,萨空不顾当地反动势力的威胁和阻挠,主动与部队首长联系,表达帮助部队的心愿,他的这种爱国行为受到了部队首长的欢迎,并希望他能与驻地部队合作共事,他当即表态,愿意积极配合。当时部队遇到的最大困难,一是急需了解当地社会,生产及地域的各种情况;二是后勤供应困难。如这两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严重影响驻军开展各项工作。为解决这两个问题,部队首长听取萨空·次仁多吉先生的意见,他开诚布公地向部长首长介绍了亚东的社会,生产及地域等情况,同时为解决后勤困难,在物资采购方面通过个人关系广开渠道,向部队首长献计献策,为后勤保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受到驻地部队的好评。从此,他与驻地部队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并成为驻亚东部队的重要依靠力量之一。
亚东县下司马镇的居民楼。 赵永新/ 摄
图:亚东县城一角。 格桑吉美/ 摄
萨空·次仁多吉先生多次为部队转运粮食。
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后,反动上层唆使商人大肆抢购粮食,哄抬物价,中国的邻国也对西藏采取半封锁政策,限制出口西藏需要的物资。因此造成物资供应极大的困难。中央为解决进藏部队的吃粮问题,决定通过印度转运3500吨大米。这些大米是从内地水运至印度加尔各答港口,然后又通过铁路运输到印度西里古里,再用汽车运至锡金甘托克。从甘托克到西藏就完全靠骡马驮运,一匹骡子只能驮运120斤大米,而运完3500吨大米就需要5万多匹次的骡马,而当时时间又很紧迫,加之西藏的绝大多数生活用品物资都是通过印度运过来。这些有限的骡马,既不能耽误日常生活用品物资的运送,又要按时完成部队运送大米的任务,因此这一运输任务的艰巨性可想而知。
西藏工委为尽快完成运大米的任务,决定组织转运组派驻锡金,开展运输大米的工作,并责令亚东的军地单位组织落实此项工作。随即由周传平(帕里转运组政委),他新(曾任拉萨市副市长),亚东地方头人代表萨空·次仁多吉等人组成的转运小组,于1952年8月进驻锡金,开始着手组织运输工作,计划用半年时间完成2000吨大米的运输任务。而如何能保质保量地完成这项工作?萨空·次仁多吉向转运小组提出建议:一是运输任务必须落实到所有进藏运输的每批骡马的头上,这一分配任务的权限在亚东宗本手中,这就需要亚东军政部门与宗本交涉解决;二是为顺利完成运输任务,必须取得锡金王室和其职能部门的支持,这件事他表示可由他本人来办,因为他和当时的锡金王室之间有良好的私交。锡金政府有一个运输车队,从西里古里到甘托克的运输任务可以让他们承包;三是8月以后锡金到亚东的路段正逢雨季,如措施不当,大米受潮容易霉烂变质,必须采取防潮措施,可借鉴英国人的经验,把粮食装在防水的帆布袋里,此外他还提出如何防止粮食在途中丢失等具体建议,转运组完全采纳了萨空·次仁多吉先生的建议。从而使第一批2000吨大米的运输任务保质保量地按时得以完成,而这一任务的完成,萨空·次仁多吉先生是功不可没的。
1953年6月至7月第二批转运工作开始,转运小组继续使用原班人马,只是亚东外贸公司的薛志诚代替了周传平政委的工作。由于积累了第一批转运工作当中的经验,第二批转运工作完成得非常圆满,得到了军地部门的好评。
萨空· 次仁多吉先生多次为部队转运粮食。这是上世纪50 年代
藏族老百姓用牦牛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运输粮食时休息的情形
萨空·次仁多吉先生还千方百计进口禁运物资,为地方和部队解燃眉之急。
当时中国的有些邻国对西藏的很多急需物资实行限制出口,特别是生产资料和汽油之类的限制更为严格。1954年部队开始修建通往各地区的公路,急需十字镐、钢钎、铁锹等工具;同是为启动各种宣传工具,急需一定数量的汽油;为改进当时西藏落后的运输方式,需要进口马车轮胎等物资;而所有这些物资都是禁运的,当时的亚东外贸公司负责人找到萨空·次仁多吉先生,问他能否为进口禁运物资想些办法。他看到军地部门面临的困难,立即到锡金,通过王室的关系搞到一定数量的汽油等部分禁运物资的出口许可证。随即组织人马抓紧时间把物资运送至亚东。
回亚东不久,军地部门又找到他,要求想办法进一批急需的马车轮胎和军用雨衣。为搞到出口许可证,他通过当时藏政府驻锡金转运小组负责人唐麦·顿登次仁搞到了所需禁运物资的许可证并顺利地把这些物资运到了亚东,为地方和部队解了燃眉之急。萨空·次仁多吉先生为部队和地方所做的工作和贡献获得了相关部门的认可和肯定。1955年他受邀参加西藏爱国人士参观团赴内地参观学习,获得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接见。通过参观和学习,他曾感叹内地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并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爱国主义立场。
萨空·次仁多吉先生1955 年赴祖国内地参观回来后,积极主动地向亚东各阶层人士宣传自己参观的感受。他将自己亲眼所见的和亲身所体会到的深刻感受向身边的人们讲述,他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里,各民族团结友爱,和睦相处,西藏将被建设成为一个充满希望的新西藏;而解放西藏,驱逐国外侵略势力,实现祖国统一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这些宣传,当时反动势力所散布的各种谣言也得以揭露。1956年亚东设立了吉卡办事处,萨空·次仁多吉先生当选为该办事处副主任。
上亚东乡街景 陈丹/ 摄
作为亚东吉卡办事处副主任,他积极协助中心党委开展统战工作和宣传工作:当时为培养藏族干部,动员大批藏族青年到内地学习,萨空·次仁多吉对家长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鼓励家长派子女到内地学习。通过他的工作,许多家长消除了思想顾虑,报名到内地学习的人也逐渐增多;1956年成立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萨空·次仁多吉作为亚东的代表参加了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大会上,他提出了要求西藏实行民主改革的主张,他的发言受到少数反动势力的驳斥,但他毫不畏惧,与这些旧势力专制的少数代表在思想上进行坚决的斗争。
自1951年西藏实现和平解放以来,萨空·次仁多吉先生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党制定的各项政策,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坚定不移地反对一切分裂行为,虽受到反动势力的责难,甚至有的反动分子扬言要买他的人头,面对这些挫折和打击,他从未动摇过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观点,一如既往地拥护中国共产党。
然而在祸国殃民的“文革”中,萨空·次仁多吉先生以所谓的“外国特务”的罪名受到了严重的政治和人身迫害,于1968年含冤逝世。
1979年萨空·次仁多吉先生的冤案错案得到了纠正,亚东县委邀请各界人士隆重召开大会,对萨空·次仁多吉先生给予平反,恢复其名誉。
作为萨空·次仁多吉的兄弟,我希望通过这些文字,表达对大哥萨空·次仁多吉先生的深切怀念,同时对所有为西藏的解放事业作出过贡献的人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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