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江孜宣传队的演员与高世珍（右）久别重逢。

　　1950年，解放军第18军奉命进军西藏，揭开了雪域高原历史最辉煌的篇章，也是中国共产党继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又一次震惊世界的革命壮举。18军四万多进藏将士中还有1100个女兵，其中包括70多名途经四川、青海招来的藏族姑娘。她们与男兵一样爬雪山过草地，站岗放哨，赶牦牛住帐篷，又大多能歌善舞，藏族女兵还具有藏汉两种语言的会话优势，为采购物资、联系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立下汗马功劳，成为进军路上最活跃的群体，一道靓丽的风景。

　　进藏女兵中有三个年龄最小，只有11岁，而且是清一色藏族。人们不会忘却她们的名字——高世珍（格桑卓玛）、小次仁、贺平。她们为什么要挣脱父母温暖怀抱报名参军，怎样以勇于吃大苦耐大劳的惊人毅力，凭借两条柔嫩小腿翻越崇山峻岭抵达拉萨？又如何在艰苦环境里锻炼成长，与高原百万翻身农奴一道度过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坎坷、漫长而又辉煌的岁月？一直成为人们热情关注的话题。

　　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前夕，我专程访问了当年我在江孜记者站工作时的老邻居高世珍。高世珍于2005年从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的职务上退休，返回四川，定居成都。因为进藏时年龄最小，退休时便一跃成了在藏工龄最长的“老兵”。光阴荏苒，当年两条长长的辫子换成了盘结在头上的花白发丝，但仍然精神矍铄，说话像当年一样快言快语，待人随和，“老李，别叫什么‘书记’、‘主席’的，还是按过去习惯，就叫我‘小高’吧。”

　　又哭又闹去西藏，“我无怨无悔”

　　11岁的小姑娘，三年级小学生，哭着闹着要参军进藏，在今天看来确实不可思议。她知道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险吗？她预见到此行可能将一去不返吗？我很想听到高世珍的几句诸如“解放百万农奴”、“长期建藏，视死如归”之类的豪言壮语，一定会掷地有声，为她半个多世纪不平凡的高原岁月增添光彩。但是我反复启发询问都没有收获。“说实话，我那时什么都不懂。只感到参军很光荣，能当一个女兵更神气得不得了。”

　　高世珍的故乡德格县原属西康省管辖。1949年底，当解放大军势如破竹向大西南开进的时候，国民党省主席、大军阀刘文辉起义投诚，德格也顺理成章宣告解放。政权交替显得十分平静。真正热闹起来是在1950年春天，一拨一拨解放军涌向这个金沙江畔的古老小城，《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欢快旋律在大街小巷此起彼伏，高世珍深切感受到新生活的明媚阳光。不久她就知道其实那么多解放军并不打算在德格久住，而是要借助这条千年茶马古道继续西行，解放祖国大陆的最后一片土地——西藏。全县藏、汉族同胞积极筹备牦牛、粮草，掀起支援前线的热潮。她的哥哥率先报名参军进藏，让高世珍羡慕得心痒。10月，德格又来了一支女兵队伍，大都是从甘孜、康定一带刚参军入伍的藏族姑娘，扎两条小辫，一身草绿色军装，雄赳赳气昂昂地行走在古老的石板路上，好神气啊。原来女孩子也可以当兵！就在那一瞬间，小高下定决心，我也要参军，我也要到西藏去。

　　部队负责人对这个贸然闯进来的小姑娘端详良久：身体瘦弱，一脸稚气，分明是个小娃娃嘛，能经受得住数千里雪山大江的长途跋涉抵达拉萨？死活不肯答应。急得小高大哭大闹了一场，还理直气壮地点出她认识的某某、某某女兵的名字，年龄和我差不离，为什么我就不行？一些女兵也围拢来为小高说情，证明小高家庭贫苦，能吃苦，是个好苗子。“磨”得部队负责人无可奈何，只好答应与德格县有关部门商量后再予定夺。第二天，小高早早来到县府二楼一间办公室，军、地双方被她的决心打动了，夸她“人小志气高”，破例录取了这名小兵。给她发军衣、军鞋的时候，竟然连最小号的服装都太大，姐妹们不得不将裤脚往里叠了很长一截缝上，仍然拖在脚背上，小高还得意洋洋地说道，“没关系的，过几天我就长高了。”部队向昌都进发前一天，部队领导带她去向亲人告别，两个弟弟高兴得抚摸着姐姐身上崭新的军装，父亲却左看右看都高兴不起来，新军装掩饰不住女儿稚嫩的身躯，还没有步枪高嘛，翻山越岭的艰险他是领略过的，心痛得有些生气，一再希望她长大了再走。但女儿参军意愿已经不可更改。第二天，老人家执意要给唯一的女儿送行，跟着部队走了一程又一程，千叮咛万嘱咐，听首长的话，好好学习，爱护身体。小高就这样依依惜别故乡和亲人，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奔赴祖国边疆的万里征程。

　　进军西藏的第一站是昌都。出发时，昌都战役刚刚结束，西藏地方政府被迫派出和谈代表去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为迎接和平解放后的繁重工作，云集昌都古镇的各路大军在云南坝成立了一所干部学校，高世珍被编入藏族战士培训班，提高文化知识，学习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让这个懵懵懂懂的小姑娘大开眼界，逐渐认识到参军进藏绝不是一个“光荣、神气”所概括得了的，她和同行的兄弟姐妹肩负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维护祖国统一，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沉重担子。她好像猛然从峡谷登上山顶，隐隐感到能在西藏干一辈子是自己一生的最大荣光，学习和劳动都有了精神。

　　硕般多兵站，一个忙里忙外的小“通司”

　　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订后，高世珍结束短暂学习，被分配到52师文工队当演员，随部队向拉萨进发。因为个儿矮，总是在节目中扮演小孩；因为年纪小，背背包总有好心的哥哥姐姐抢着代劳。但小高也不肯闲着，行军路上常常和一个叫强巴的男演员唱着临时编写的快板词给战士们鼓劲。虽然演技尚欠成熟，但战士们都被路边这两个文工队员的热情表演所感染，情不自禁地加快了脚步。

　　18军是一支敢打硬仗的战斗队，更是一支密切联系群众的宣传队、工作队。文工队也不局限于演出，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高世珍所在的52师文工队路过洛隆西边的一个山谷，那里新建立的硕般多兵站正急需一名翻译，按清朝沿袭下来的称呼叫“通司”。站长发现这个小演员藏语、汉语都不错，恳请文工队把她留下来当“通司”，于是小高被留在深山兵站当了两个月“通司”。硕般多是西康省到西藏必经的转运口岸，兵站新建，仅有几排简陋的木板房和军用帐篷，却担负着18军所有进藏官兵、物资和驮畜的转运接待任务，缺这少那是常有的事。大至购买柴草、雇佣牲畜，小到借用针头线脑，都需要与当地政府和藏族群众联系解决。“通司”实际上成了硕般多兵站与当地基层组织和农牧民群众之间的“联络官”，工作十分繁忙。兵站正愁不能给这个唯一的女兵安排一间住房，高世珍已经在附近一家农户找到安身之地。房东是一位善良的藏族阿妈，与高世珍一见如故，像对亲生闺女一样亲热，每天晚上屈膝谈心拉家常，有说不完的故事。那时群众对新来乍到的解放军尚存疑惧，西藏反动上层更是散布许多稀奇古怪的谣言，刚在干部学校结束培训的高世珍都能及时给予揭露和解释，既为兵站提供了丰富的社会信息，又有针对性地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宣传了解放军全心全意为藏族同胞服务的宗旨和各项组织纪律。小高还建议路过兵站的文工队员与附近村民联欢，陪同兵站领导走访基层头人和贫苦群众，极大地密切了军民关系。一时间，远近村民还叫不出兵站负责人的名字，但都知道那里有一个会说藏话，会藏族歌舞的女兵叫格桑卓玛。每有路过硕般多的部队首长称赞兵站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站长就会提到高世珍的功绩，“小高真给我们帮了大忙。”不久，52师老首长阴法唐和周家鼎听了站长的介绍，为他们师有这样擅长做群众工作的女兵欣喜不已，问她想不想归队跟他们到拉萨去，她原本就是52师的兵，更克制不住对拉萨的向往，似乎拉萨才是自己参军进藏的终极目标，当场就爽快地答应了。

高世珍（右四）退休时与江孜宣传队队员的合影。

　　离开硕般多兵站那天，得到消息的村民手捧着鸡蛋、奶渣、大饼来给高世珍送行。小高牢记解放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格纪律，谢绝了乡亲们的礼物，但房东阿妈硬要把刚烙好的大饼塞在她的怀里，“你是我的闺女，哪有女儿不能吃妈妈大饼的道理。”高世珍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迟疑好一阵儿，才在首长的示意下，将大饼掰成两半，一半恭恭敬敬地送还阿妈，别一半小心翼翼地放进挎包。她带走的是对房东阿妈终生难忘的深情。

　　当年康藏公路尚未通车，沿途要涉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急流，翻越达玛拉、依贡拉、丹达拉、瓦合山、冷拉山、色拉山等17座雪线以上的大山。高寒缺氧，身背沉重的枪弹被褥步行，还不时遭遇土匪的袭击，所有进藏官兵都经历着一场严峻考验。读老西藏的进藏回忆录，都有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年仅11岁的高世珍肯定也吃了不少苦头，但回首往事，最让她动情的却是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对年幼藏族女兵无微不至的关爱和照顾。别人走两步的距离，小高必须走三步才能跟上大部队的行军速度，两个脚板磨起一个个血泡，疼得钻心。每当她掉队太远，自然就会有男同志停下脚步，弯下腰来强行要背着她走。她至今还记得有几个最艰苦的路段都是在老兵的背上度过的，他们分别是：洛桑慈诚，扎西朗杰，还有几位汉族大哥哥已经记不得名字了。翻越冷拉山正是隆冬时节，山东山西一片白茫茫的冰雪世界，寒风在耳边呼啸，快到山脊的时候，高世珍已累得大张嘴巴喘不过气来，头脑开始发晕，正巧阴法唐副政委从她身边经过，见她嘴唇发紫脸色煞白，立即招呼勤务员牵来他的坐骑，命令她骑着马赶快下山。而阴法唐副政委自己却是徒步翻越大雪山走过来的。

　　越往西走，后勤供应越是困难，虽然“十七条协议”明明白白写着“西藏地方政府应协助人民解放军购买和运输粮秣和其他日用品”，但西藏反动上层却拒不执行，进藏部队面临断炊的困境。高世珍记得翻过色济拉山后，官兵只能用蛋黄蜡、代食粉充饥，还是定量分配，“我们年龄小的女兵开初感到新鲜，次数多了就败味，吃不饱肚子。”上面给每个战士发了十几颗水果糖，很多大哥哥都把水果糖让给我们吃，“你们小孩儿爱吃零食，我们大人不喜欢。”我和小次仁信以为真，就毫不客气地收来吃了。长大后才知道，水果糖是大人小孩都爱吃的东西，他们分明是宁肯把困难留给自己，要让我们吃饱了好赶路。到距拉萨仅有两天路程的墨竹工卡，我们小分队开了一次工作会议，那天好奇怪，分队长告诉我和小次仁，“今天会议没有你们小孩儿的事，出去玩一会儿。”我和小次仁坐在帐篷外聊天，却尖起耳朵聆听他们说些啥，原来是全分队剩下的糌粑只够两个人吃两天了，怎么办？大家一致通过决议，将剩余糌粑都给我和小次仁食用，一定要支持两个藏族姑娘精神抖擞地到达拉萨。——而今提起这段如烟往事，高世珍仍然禁不住哽咽落泪，多好的战友，多好的部队啊！我们许多入伍新兵就是在这样艰苦而又温暖的环境里迅速成长，百炼成钢！

　　载歌载舞到江孜

　　经历千辛万苦，总算抵达拉萨。但她所属的52师奉命驻防后藏江孜，已经先期走了，还来不及逛逛著名的罗布林卡、八廓街，又马不停蹄地向江孜进发，回到了她分别半年多的师文工队。江孜东连拉萨，西邻日喀则，南面是与印度交界的边境重镇亚东，扼前藏、后藏和与印度往来的交通咽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1904年，藏族军民反抗英国军队入侵最激烈的一场战斗就发生在这里，赢得“英雄城”的美名。少年高世珍耳濡目染，被前辈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感动，一下子就爱上了这片土地，从此扎根江孜，先后担任歌舞演员、民主改革工作队员、宣传队（文工队）长、区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度过二十余年艰苦的创业生涯。

1978年望果节，高世珍与拉萨城关区白定乡农民一起欢庆丰收。

　　52师驻防江孜地区，不仅担当着守卫祖国边疆的神圣职责，还负责联络上层、宣传群众，组织各族人民发展生产，安居乐业，任务十分繁重。文工队排练和演出的歌舞、活报剧、小品节目都是围绕一丝不苟地贯彻“十七条协议”的各项中心任务进行的。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密切军民关系，下乡演出是经常的事，身背服装道具步行几十里，到了就化妆演出。那时文工队的角色分工并不明显，高世珍演出最多的是新疆舞、藏族锅庄、巴塘弦子等集体舞，表现祖国各民族的大团结。因为年纪小个儿矮，在活报剧、小品中就只能扮演儿童，出台机会难免受到限制，但她藏、汉两种语言都相当流利，可以随演出对象的变化而变化，凡是下乡为藏族群众演出，小高参与演出的话剧、小品是必须排上的，那天真烂漫的形象深受观众喜爱。

　　万事开头难，在排练和演出的间歇，还要修建营房、开荒种地，一切都得从头开始。那时高世珍才十二、三岁，干力气活确实使不上劲，领导就指派她帮厨，协助炊事员洗洗涮涮，给开荒的同志端送馒头、茶水。在驻地看家时，她就给大姐姐们洗床单，整理内务，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大家收工回来，无不称赞这个小妹妹勤劳懂事，师里给高世珍评了功。文工队把她的先进事迹编为文艺节目，在各部队巡回演出，受到领导的大会表彰。

　　从儿童到少年，到青年，高世珍就这样，行军、开荒、学习、演出，党叫干啥就干啥，忙忙碌碌，在西藏艰苦环境中锻炼成长。回首往事，她始终无怨无悔，因为从德格到江孜的千山万水让一个懵懵懂懂的小姑娘认识了共产党，知道了该怎样走过自己的人生，做一个于人民有用的人。

　　1957年6月，西藏工委为贯彻党中央关于西藏六年不进行民主改革的方针，大规模精简机构。已转业到共青团江孜分工委工作的高世珍被指派送江孜地区一批藏族青少年去咸阳西藏团校（后来与西藏公学合并为西藏民族学院）学习，自己也抓住时机进修了两年藏语文，弥补了基础文化知识的不足，并在那里与进藏路上结识的文工团同事张云恋爱结婚，组成一个美满家庭。1959年春天，驻藏人民解放军胜利平息西藏反动上层发动的武装叛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小俩口欣喜若狂，一起报名要求返回西藏，丈夫张云因学校工作暂时离不开，高世珍已经迫不及待，就只身提前结束学业回江孜投身于平叛改革的伟大斗争中。

　　高世珍参加民改工作组，在年楚河上游扎奎乡、东甫乡认真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和牲畜，建立基层政权，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庆祝大会刚刚结束，她就被任命为江孜宣传队副队长，要她马上恢复在去咸阳前撤销的江孜文工队（宣传队）。但原有骨干早已云散。这次，高世珍遵照分工委关于就地取材，培养藏族文艺工作者的要求，全部招用藏族学员。她亲自到专区所属的亚东、浪卡子、白朗等县挑选演员，35名青少年，清一色的翻身农奴子女。正是这个时候，我到江孜记者站工作，成为张云夫妇天天见面的朋友。我曾经提出疑问，这批孩子藏、汉文水平都很低，没有接受过起码的正规文艺教育，能胜任文工队演出任务吗？高世珍却满怀信心地说，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藏族人民具有能歌善舞的天赋，这些孩子比我刚参加52师文工队时的能耐要强得多。接着，高世珍从自治区歌舞团调来一位音乐老师，一位舞蹈教练，都住在宗山脚下的一栋简陋平房里，与记者站近在咫尺，每天甩腿练嗓，琴声歌声不绝于耳，宣传队就这样密锣紧鼓开张了。

　　“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正是高世珍要求所有学员要走的成长之路。宣传队没有专职队长，她实际上是这批年轻文艺工作者的总管家，对学员的生活关爱有加，对学习却分外严格，一丝不苟。特别是那些女孩子，一个个皮肤白嫩，身材苗条，成为镇上许多小伙子追逐的目标。每有动静，高世珍就要出面干预，课余时间轻易不准出门。我曾经开玩笑说，小高，你是不是管得太过分了。高世珍回答的是，我是为了她们好，十几岁的娃娃，正是学习、工作的黄金岁月，还不懂如何做人，早早谈情说爱容易误入歧途。训练不到半年，高世珍又把主要精力投入在节目编排上，音乐老师和舞蹈教练每有好的创意，或收到比较成熟的文字脚本，就立即进入排练。宣传队的首场演出既紧密配合了党的中心工作，又具有浓郁的民族风味，在江孜镇引起轰动。从此，宣传队经常深入农村牧区巡回演出，足迹踏遍江孜专区8县的大部分乡镇和军营，在文化生活相当贫乏的年代，为广大军民送去极其珍贵的精神食粮。为撰写一篇名为《西藏高原上的‘乌兰牧骑’演出队》的通讯，我曾经随宣传队进行跟踪采访。当时根本没有汽车，远一点的地方乘坐马车，近的村子就背着道具、乐器步行，以冷馒头做野餐，以打麦场做舞台，台上台下那一幕幕动人情景让我至今记忆犹新。高世珍进藏路上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宣传队所作所为回放了那段久远的历史。——她用默默无语的工作实践给年青一代传递着可贵的“老西藏”精神。

高世珍到拉萨市福利院看望孤寡老人，祝贺藏历新年。

　　1963年春季，江孜宣传队编创、演出的歌舞《丰收之歌》在自治区文艺会演中荣获大奖。江孜专区并入日喀则专区后，宣传队的大部分演员进入西藏歌舞团，成为自治区10支“乌兰牧骑”小型文艺演出队的骨干力量。但“雄鹰飞上蓝天，影子仍然留子在地上”，这批当年的少男少女一直是高世珍家中的常客。

　　真神，小小年堆区冒出三个省级将才

　　那群能歌善舞、嘻嘻哈哈的孩子就像长硬了翅膀的鹰，一个个远走高飞了，高世珍的家骤然变得冷清起来。专区临撤销的时候，领导曾征求她的意见愿意不愿意到日喀则去，她翻来覆去想了很久，从出生到而今摸爬滚打二十余年，在江孜呆古今人物的岁月比在故乡的时间还长，已经成了她的第二故乡，确实舍不得离开。1963年11月，分工委正式下达通知，任命高世珍为江孜县年堆区区委副书记。当时高世珍还有一个刚会走路的男孩，丈夫张云有些为难，“你这一走，小孩儿怎么办？”“没有关系，我和保姆带着孩子一起下乡。”

　　年堆区地处年楚河上游，正巧是她参加民主改革的地方，地熟人熟，顿时有了如鱼得水的感觉。但一接触到具体工作，她才意识到基层工作困难重重。原区委书记刚刚调离，仅有的一个副区长不久也走了，高世珍走马上任就成了光杆司令，连一个询问情况的人都找不到。现在需要问自己，“工作怎么办？”当年全国报纸正大张旗鼓宣传“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对，就该这样办。于是安顿好保姆和孩子，高世珍怀揣笔记本开始逐乡逐村走访基层干部，听取群众诉求，不到两个月就踏遍了全区五个乡的大部分村落，对这些年的粮食收成、水利设施、群众生活、治安情况有了全面了解。但平生第一次全面主持农村工作，对如何进一步营造和谐环境，激发全区4000多翻身农奴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情，心中没底，先后设计出好几个方案，却连一个可以商量的伙伴都找不到。真有些步履维艰。

　　高世珍多次要求县委给年堆区配备一个区委书记，一个区长，“我保证实心实意配合他们搞好工作。”兼任组织部长的吴运隆副书记告诉她，目前县委也人手不足，让她自己想办法从基层干部中发现人才，尽快上报。高世珍眼前豁然亮堂起来，对，年堆区五个乡，有那么多乡长、支部书记，都是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贫苦农奴，虽然读书不多，却经受了平叛改革的考验，在率领群众大兴水利、勤劳致富中表现相当出色，政治觉悟高，密切联系群众，积累了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为什么就不能让他们的职务更上一层楼呢。

高世珍（中）与来拉萨访问的美国客人交谈。刘丽嘉/摄

　　不少单位的一把手喜欢唯唯诺诺的“老好人”做搭档，容易形成决议，树立自己的权威。高世珍却不怕挑刺，只要忠于党的事业，正直，能干，敢于说真话就好。她对五个乡的10多个基层干部进行反复考察、挑选，一次就报送了三个区委委员候选名单。东甫乡桑珠与高世珍同龄，民改后入党，聪明勤奋，先后担任民办教师、农会副主任、乡长、支部书记，给他的任何工作都搞得红红火火，多次受到县委领导称赞。燎原乡支部书记贡觉出身好，政策明，年纪大一些，在群众中有很高威望。最年轻的是小平措，刚满20岁，是乡团支部书记，1962年支前，担任全县民工大队的副大队长，在烽火战场上出生入死，是有名的支前模范。当时西藏农村干部都属于“半脱产”干部，就是说只在出差时从财政领取误工补贴，未列入国家正式工作人员编制。乡干部要调到区里工作必须经过上级人事、财政、户籍机关层层审查、批报，手续相当复杂。高世珍心急火燎地三天两头往县里跑，向有关部门说情。1964年上半年，任命终于陆续送达，年堆区可以召开区委会了。新增加的三位委员分别担任副书记、副区长。

　　一时间，年堆区兵强马壮。高世珍晋升为书记，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把手后并不以“家长”自居，一再强调自己没有农村基层工作经历，表示要虚心向大家学习，在区委会形成真话真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良好风尚。一班人相互尊重，相互信任，通过了的议案、措施，大家就心悦诚服、分工合作去实施，干好。数年间，年堆区生产发展、生活改善状况都居于前列，修建新房的农户越来越多，多次得到县委、地委的表彰。1965年，江孜县得到一个去西藏民族学院进修学习的干部名额，计划派平措去学习几年，征求高世珍的意见，正是年堆区干得热火朝天的时节，心里真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但思量再三，平措年纪最轻，前程无量，去内地学习充电是他一生难得的机遇。为了平措的进步也为了西藏长远的发展，爽快的送平措踏上求学之路，为他后来担任江孜县委书记、日喀则行署专员奠定了厚实的文化根基。

　　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浩劫，也给西藏广大农村工作带来一场灾难。连续不断的派性斗争极大地干扰着干部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而在年堆区，因为区委一班人认识统一，不管风吹浪打，始终坚信按计划发展生产，保障4000多农牧民有饭吃，关心群众生活不会错，粮食生产仍然得到缓慢增长，社会相对平稳，实在是一个奇迹。或许是为了推广年堆区的经验，高世珍、桑珠、平措先后被调到县里担任革委会主任、副主任、书记、副书记。担任书记的平措，1981年上任伊始就率领全县干部群众大干了一场，整治年楚河，改造低产田，实行科学种植，实现年产“一亿斤”的奋斗目标，人均占有粮食2200斤，成为西藏县委书记学习的榜样。

　　高世珍在1973年调往拉萨，先后担任自治区妇联副主任、拉萨市委副书记、市人大主任，为平息拉萨骚乱，维护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1998年，她和平措同时被选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桑珠则早在1995年就晋升为自治区党委常委兼日喀则地委书记，1998年又以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长的身份担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年堆区三十多年前的三个老战友再次相聚，让与会委员格外惊奇。纷纷言说年堆是块“神地”，竟然同时涌出三个省部级将才，乃西藏历史上的奇迹。桑珠和平措念念不忘高世珍的教诲、提携，高世珍则对两位老同事感激不已，是他们让她懂得了如何从扎扎实实的基层工作做起。“神地”的丰富内涵，实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