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秋，我的父亲夏川跟随十八军进军西藏，和西藏爱国的上层人士的子女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十八军进藏后，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搞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用实际行动来表达我党、我军和西藏地方政府搞好团结，执行《协议》，建设国防的真诚愿望。十八军进藏时军政治部里还没设群工部，于是政治部领导就让当时负责宣传和文化的父亲，在做好宣传部、文化部的本职工作外，兼管统战工作，并分工重点负责卸任司伦（首席大臣）朗顿·贡嘎旺秋和藏军司令凯墨·索南旺堆的工作。

　　朗顿家族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尧西家族。公元1876年5月5日，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诞生在拉萨东部工布江达附近朗顿村一个富裕的农户之家。1879年6月13日，年仅3岁的灵童被认定为十三世达赖，他的全家迁到拉萨，噶厦政府拨给他们大量的田庄，他的父亲贡嘎仁钦也被清朝慈禧老佛爷加封为公爵，赏戴红宝石的顶戴花翎。从此这个家族成为西藏近代史上的第一大贵族。这个家族即使在20世纪40年代还拥有庄园15处，农奴1000多人，牦牛近2000头左右。

　　西藏贵族分三类，第一类是尧西，就是前达赖的家族，只有五家，是贵族中的贵族，朗顿家族名列第一。第二类是第本，指最高层贵族，只有五家，但主要控制政教大权。第三类，其他贵族，有200多家，只有土地和庄园，在政治上多数不起作用。

　　朗顿·贡嘎旺秋（1907—1981年）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亲侄子（他父亲是老大，继承爵位，十三世达赖是老四），在祖父（朗顿·贡嘎仁钦公爵）和父亲（十三世达赖的大哥朗顿，顿珠多吉公爵）去世后成为家族继承人，14岁时进入噶厦政府供职，19岁成为当时的司伦彭雪的助理，1928年正式成为司伦（仅次于噶伦），进入噶厦政府的最高层。

　　朗顿·贡嘎旺秋为人憨厚，在《十七条协议》签订后，是当时贵族中坚决拥护《协议》的上层爱国人士之一。

第一次进藏时任宣传部长的夏川

　　朗顿·贡嘎旺秋对十八军非常热情，十八军刚到拉萨，部队没有房子住，他就同意部队在他的庄园范围内扎帐篷盖房子，还主动把一幢楼房让给军政治部居住办公（至今仍在），至今西藏军区的东半部，原来大都是朗顿庄园的范围。

　　十八军进藏时，朗顿·贡嘎旺秋的大女儿白姆17岁，大儿子班觉14岁，他们都在印度噶伦堡上过学；二女儿次仁卓玛12岁，7岁的二儿子贡保次旦在拉萨当喇嘛。几个孩子穿着讲究，英语不错，但都相当稳重、朴实。

　　父亲开始和他们来往时，都要通过藏族民运干事格桑扬岗翻译，慢慢熟了，父亲发现他们会英语，就用半通不通的英语，新学的几句藏话，再加上手势和他们交谈，没有想到就这样，居然使大家彼此了解相通，友情越来越深。

1937年1月29日拉萨，30岁的噶厦司伦朗顿·贡嘎旺秋

　　朗顿·贡嘎旺秋和夫人次仁旺姆，常邀父亲和其他同志到他家做客，在幽静的小院子里的果树下，谈国事，叙家常；只要文工团演出，除朗顿夫妇另有领导同志陪同外，几个孩子总爱跟我父亲坐在一起。特别是看电影时，孩子们更是围着父亲，听父亲用英语翻译电影里的人物介绍和故事情节。

这个有着六七十年历史的小楼，就是朗顿·贡嘎旺秋当年送给十八军政治部的，一直在用，这是作者2001年到拉萨时在楼前拍的照片，当年父母都在这个楼里工作生活。现在是军区政治部小车队的停车场。

　　班觉曾经在回忆我父亲时写过：

　　我和夏川已有50多年的交往时间了，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们都是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见证人。

　　那是1951年10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夏川随十八军进藏，抵达拉萨时，就住在我家里，那时我才14岁，对穿军装的夏川印象极好，夏川当时任十八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文化部部长，我父母都叫他“夏部长”，我们也就跟着父母叫他“夏部长”，他后来职务变了，我们仍不改口，一如既往，直到现在还亲切地叫他“夏部长”，对一个人的称呼习惯了，也就不好改了，一改反觉得别扭。

朗顿·贡嘎旺秋正在整理资料。

　　夏部长和部队刚刚住在我家的时候，他不会说藏话，我不会说汉话，我们之间很难沟通，但是，我们都会一点英语，于是，我们就用英语进行交流，他对我和我一家人进行革命教育，向我们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说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是来西藏为老百性谋取利益的。在他那里，我学会了不少新鲜词汇，学到了不少革命道理。后来，他叫我去拉萨的学校读书，去内地的学校读书，说只要有了丰富的知识，才能更好地为西藏人民服务。夏部长言传身教，事必躬亲，哪怕是一件细小的事情，他都亲自去做，体现了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斗的优秀品质和崇高精神。从他身上，我学到了不少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