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中外学者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对我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古发掘取得的成就，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三十年代初，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将侵略矛头指向华北，中国面临的国家生存与民族危机更加严重，在此形势下，国人“视经营边疆为挽救危亡之要图”。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后，国内形成新的抗日救亡高潮，有识之士纷纷将目光转向西北，高呼开发西北，改变了“九一八”事变前只有极少数人关心边事的现象，一批学者开始专门研究中国边疆民族及中西交通史料，致力于专门的边疆研究。

　　另一个促使边疆研究兴起的原因，是外国人在中国边疆研究中的领先地位。英、日、美等国对中国边疆进行过深入的考察研究，并写下诸多调查报告和著述，国内学者对它们作了搜集与整理。通过比较，国内学者对边疆研究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看到了国内外的差距，为国家前途忧虑。1932年，太虚法师在重庆北碚缙云山创办了汉藏教理院。1941年，西南民族学院的创始者之一、华西协和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李安宅教授在成都创立了华西边疆研究所。1946年，中国近代藏学研究的奠基人和先驱者之一、四川大学农学院教授任乃强在成都募捐成立了康藏研究社，发行《康藏研究》月刊。这些研究机构是近代中国边疆研究中的重要力量，它们对我国西部地区的社会、宗教、文化等方面的调查研究，推动了边疆研究高潮的形成。张怡荪创办的西陲文化院就是在中华民族危难存亡的背景之下，应运而生的边疆学术研究机构。

　　张怡荪在1936年开始筹备，1937年正式成立的“西陲文化院”，是当时边疆研究热潮中的私立藏学研究机构之一，并得到了国民政府的认可。“西陲”指“西康藏卫”，也就是西康、后藏、前藏（卫藏），相当于今天的康巴藏族地区，包括四川甘孜藏族州、青海玉树藏族州、云南迪庆藏族州、西藏昌都地区和西藏自治区，是全国藏族地区的主要组成部分。于此也可看出，西陲文化院从确定宗旨之日起就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蕴含着经世致用之意。

　　对于西藏语言、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是被现今中外学术界称为“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928年，35岁的张怡荪在清华大学中文系担任讲师，主要研究中国语言文学，但他前几年在北京大学执教时，就已对佛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多次参加由太虚法师主持的佛学演讲会。西藏文化与藏传佛教密不可分。张怡荪在了解佛学尤其是藏传佛教的过程中，开始关注西藏文化。

　　1928年8月，国民政府将清华学堂升格为国立清华大学，任命罗家伦为校长。在罗氏的主持下，清华大学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吸引了来自各地的学者。次年，张怡荪晋升为清华大学文学院教授。在清华大学，张怡荪遇到了一位同事，这就是历史系、中文系、哲学系合聘教授陈寅恪。可以说，张氏最终走上研究西藏语言文化的道路，作为中国藏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的陈寅恪对其影响不可低估。陈寅恪年青时游学欧、美、日各大学，1926年归国后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此后执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对历史学、宗教学、藏学、蒙古学等学科均有精深的研究，被誉为藏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陈家所藏藏文资料极为丰富，张怡荪晚年回忆他受陈寅恪影响，萌生编纂《藏汉大辞典》的情况时说：

　　“早在1928年于清华大学任教时，我就在陈寅恪先生那里接触到藏文资料。后来，又阅读过不少国外藏学方面的著作，思想颇有感触——西藏是我国领土，藏族是我国的一个民族，国内却少有人致力于藏族文化的研究。于是，我决定染指于西藏文化这一领域，一面拜师求教，学习藏文；一面收集国内外藏学研究方面的资料；同时又加入佛学研究团体，钻研佛教哲学。而要揭开藏族文化宝库，就必须有一部完善的工具书，既便于自己使用，也可为后来者搭下一座桥梁，这样，我遂萌下编纂《藏汉大辞典》的念头。”

　　可见，在与陈寅恪交往的过程中，张怡荪为陈先生强烈的民族意识所感染，更加坚定了从事藏文化研究、编纂《藏汉大辞典》的决心。

　　1932年夏，在山东大学任教的张怡荪，于开讲九门课程、事务非常繁忙之余，一直在进行搜集、翻译西藏文化研究成果的工作。1936年10月，张怡荪回到北平，不再担任何教职，而是全身心地投入编纂藏汉辞典的准备工作，从此与藏语言文化研究结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不解之缘。

　　编纂辞典是一项极为浩大的工程，非一人之力所能为。于是张怡荪邀集愿意从事西藏文化研究的一批同事和学生，先在北京圆恩寺，后又在喇嘛众多、藏书也很丰富的雍和宫租用部分房屋，作为工作地址，并聘请喇嘛们讲授藏文。

　　1937年5月，“西陲文化院”在北平成立。编纂者之一的金鹏回忆道：“那时与现在不同，如今编纂辞典主要靠国家拨款接济，当时我们仅凭一腔热情自筹资金。寺庙喇嘛无需我们送钱，信仰佛教的老百姓每年会自愿捐给寺庙很多钱财物品，足够喇嘛们的开销。”靠着这种便利，张怡荪及其同仁才得以顺利学习藏文和佛学，进行藏汉辞典的编纂工作，至同年12月迁成都之前，该院主要完成了《汉藏对照大乘法相名辞小辞典》、《汉藏字典》、《藏汉集论词汇》、《藏汉语对勘》等书的编译，证明了自己的研究实力。

　　1935年，刘湘在重庆就任四川省政府主席，7月，省府迁往成都，蒋介石势力乘机将川军的用人权和财经权都统一于中央。虽然刘湘统一四川得到蒋介石的帮助和支持，但他对中央势力控制四川的现实极为不满，决定采取措施加强自己的实力，其办法之一即为大力赞助省内各研究机构，以赢得知识界和学术界对他的支持。出任省政府主席之后，刘湘继续推行“新政”，以图自存与自强，其措施之一就是“延揽社会知名人士”。

　　正当西陲文化院同仁决心在北平大展经纶之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平津及沿海重要城市相继沦陷。其后，“平津甚严文字之禁”，张怡荪等人只好携带《藏汉集论词汇》和《藏汉语对勘》稿本南行至上海求印，未果，又被迫去香港。途中，张怡荪为这两本书作“序言”，到香港后，由大东书局香港印刷厂石印成书，它们是西陲文化院最早出版发行的两本书。由于抗战初期沿海重要城市相继陷落，局势日益紧张，他们在香港的处境并不乐观。

　　刘湘早已知悉西陲文化院和张怡荪的情况，此时听说该院面临窘境，当即委托财政厅长刘航琛去请张氏回川，任职省政府。刘见到张，说明自己的来意后，张怡荪谢绝道：“我一介书生，哪懂为官之道？”刘航琛立即回答：“先生回川不做官当然可以，您尽可从事您热爱的事业。听说先生在北平办有西陲文化院，何不迁回四川开展工作呢？四川毗邻西藏，具有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只要先生愿意回川继续经营文化院，我们政府将给予大力支持。”见刘航琛态度诚恳，张怡荪联想到自己和西陲文化院的现实处境，在与同事商量后，答应了刘航琛的邀请。1937年底，张氏率同事们从香港来到成都，正式在厅署街挂出了“西陲文化院”的招牌，刘湘立即拨款予以支持，并资助成立了西陲文化院印刷厂。正因为有了这些支持，张怡荪等人才能以西陲文化院为基地，开展藏学研究活动，编成《藏文书牍轨范》、《汉藏语汇》、《藏汉译名大辞汇》和《西康省分县地图集》等书。他还专门邀请佛学大师喜饶嘉措到西陲文化院主讲佛经，借以了解藏地佛学。此后，又从《杂集论》、《瑜伽师地论》、《俱舍论》等藏汉文佛典里收集词汇、短语，于1945年汇编为《藏汉大辞典资料本》，分装成10册，成为当时全国藏汉辞书中资料最丰富的一部书稿。　　

　　1950年，张怡荪将自己编纂的辞典和地图集赠送给进藏部队，被聘为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兼文科研究所所长，在其主持下，用3年时间编成《藏汉大辞典》样本。由于当时无法聘请到藏族学者，条件还不完全具备，这一工作未能继续进行下去。

　　1958年，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成立后，《藏汉大辞典》编纂委员会从四川大学划归四川分院领导，张怡荪调到分院。是年，分院委派张怡荪率领辞典编纂组前往拉萨收集资料。

　　在拉萨，《藏汉大辞典》编纂委员会得到了各方面的大力协助，著名藏族诗人江金•索朗杰布和著名藏族学者洛桑图旺、洛桑多吉均积极参加工作，张怡荪十分兴奋，在与副主编祝维翰商量后，决定改弦易辙，打破原稿规模，扩大收词范围，变藏汉对照为藏汉双解，使辞典的编纂更加规范化、科学化。

　　张怡荪治学谨严，对大辞典的每个词条都要仔细审阅，他常说：“编纂辞书是一项严肃的工作。辞典就是老师，要为读者释难解惑。词目的释文，要给人以简明、确切、具体而全面的概念。我们辞典编纂人员要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工作。”他历来重视民族团结，对共事的藏族学者十分尊重，并能充分地发挥他们的专长。张怡荪在拉萨一住四年，生活虽然艰苦，但心情却很愉快。

　　1962年，张怡荪回到成都焦家巷38号宅院家中，正式着手编纂大辞典。1964年，他将编好的书稿送到北京，请各位专家学者审查。中央民委后来发出的文件：《关于<藏汉大辞典>出版问题座谈纪要》，对大辞典作出了这样的评价：“《藏汉大辞典》收词相当丰富，解释比较详细。它已经超过了现有藏文辞典的水平，有出版价值。”并拨款五万元，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试印本1000部。

　　张怡荪从北京回到成都后，立即组织编纂人员按《座谈纪要》精神进行修订，并如期将书稿送到北京。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藏汉大辞典》的编纂工作被迫中断，张怡荪本人也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但他深信这件工作对人民是有益的，终将得到恢复。1977年底，他给邓小平和方毅写信，提出恢复《藏汉大辞典》编纂工作的要求，邓、方作了批示，中央统战部和国家出版局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关于恢复《藏汉大辞典》编纂工作的会议，并向四川省有关单位正式下达公文。1978年5月，编纂工作重新上马，1979年出版了《藏汉大辞典》征求意见稿。这时，张怡荪已届85岁高龄，但他精神矍铄，仍亲自抓编纂工作，不时过问编务。此后，又经过五年的努力，辞典内容更加丰富，质量也有较大提高，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1985年底，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为《藏汉大辞典》出了一期专辑，并作了这样的介绍——

　　“由张怡荪教授主编、民族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的《藏汉大辞典》，是一部汇集藏族语言、日常生活和文化科学等方面的词语、知识，按藏文字母次序编排的藏汉双解辞书。它是我国第一部供读者阅读藏文典籍，研究藏学课题以及解决实际问题使用的综合性工具书，全书约三百五十万字，收词53000余条，以词语为主，兼收百科。词语部分收有基本词和合成词两大类；百科部分收有语法、文学、历史、地理、诗歌修辞、同义藻语、佛学、因明、医药、历算等。此外，还收有旧时公文、封建法典、藏区风习、农牧生产、器用服饰、工艺建筑、赋税差徭等方面的词目。本书还附有‘动词变化表’、‘干支次序表’、‘藏族历史年表’以及具有浓厚藏族风格的彩色图片百余幅。这部辞典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藏族文化的各个方面，收词范围广泛，解释比较详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是藏语文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研究工作者和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藏文典籍必备的工具书。”

　　张怡荪教授耗尽毕生心血主持编纂的这部凝聚着汉藏学者智慧的辞典，为祖国的藏学事业和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该辞典于1986年获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1983年9月1日，刚度过90岁生日的张怡荪先生在成都逝世，遵照其生前遗嘱，《藏汉大辞典》编纂委员会将他的骨灰和1981年去世的夫人王宛予的骨灰一起送回四川省蓬安县，合葬在嘉陵江边其出生地金溪镇俞家坝，叶落归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