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老师还是走了。病卧多年，受尽折磨，终得解脱。作为他的老友，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既沉重难过，又多少有些释然——真的，几十年里看惯了他的笑脸，实在不忍去想他在病床上的模样。大家都叫他廖老师，仿佛“官称”，于我而言，却是真正的师长加兄长：当年我进藏时对西藏民间文化几乎一无所知，的确是在廖老师的引领下登堂入室的。通过廖老师还结识了边多老师，他们给予的指点让我受益终生。现在他们都不在了，然而缘分还在，真情还在，尤其是，作品还在，并且不会过时，因为他们所“抢救式”记录的，是来自民间的宝贵文化遗产。

　　我写廖老师的第一篇文章《一个人在西藏的经历》是在1984年，发表于《西藏文学》，唯其年代久远，才有那么多细节再现。最近的十多年间还有两篇，一为应出版方邀约为廖老师主编的《世界屋脊上的神话和传说》丛书四册所写书评，一为廖老师专著《拉萨掌故》所写导读，忝为序言。今天重新读来，不禁唏嘘。见于西藏网，聊表追思之情。

　　《一个人在西藏的经历》

　　当雄草原被两侧的雪山挤成狭长的带子，一支马背上的歌舞队在这带状的秋季草原上迤逦行进——这画面被定格在许多人的记忆中。也是廖东凡西藏生涯三部曲中的开篇：“吉普赛人”之歌。

　　蓝得要命的天空，太阳慵懒地移动。谁知道什么时候会翻江倒海地卷起大风，噼里啪啦砸来冰雹，或是飘飘洒洒来场细雪呢！“吉普赛人”生活艰苦，也浪漫。冰雹过后，拉萨市业余文工队的队员们重整旗鼓，又在马背上叽叽呱呱笑着，高声吼着。从一个牧场到另一个牧场，从一个帐篷群到另一个帐篷群。

　　那一天(很多年前的一天)，当这支人马出现在离果涅部落还有十多公里的龙热山上时，牧人们就欢呼着奔走相告：“拉萨的‘谐巴’(歌手)来啦！”“拉萨的‘谐巴’来啦！”

　　草原上燃起了象征吉祥的松烟，牧人们捧献洁白的哈达。为欢迎文工队远道而来，果涅牧场举行了盛大的赛马会和歌舞会。黄昏，汽油灯咝咝燃起，演员们在帐篷里开始化妆。

　　这时，廖东凡走进临时舞台，用不太标准的藏语开始演讲：

　　“乡亲们，演出之前，我先讲一段故事——我的同乡雷锋的故事。”

　　这位高高瘦瘦、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的出现，在观众席里引起了一片“啊啧啧”的骚动。“汉族！是汉族！”“用藏语讲故事？啊啧啧！”

　　是夜，廖东凡和队员们挤塞在一顶牛毛帐篷里。透过篷顶天窗，可以望见深邃天空，几粒明明灭灭的星星。三年了，来西藏工作整整三年啦！

　　20世纪60年代初的名牌大学生像金子一样宝贵，可是刚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自愿要求进藏的廖东凡，却被分配到最基层工作。草创时期的拉萨市业余文工队，由一群街头青年组成。队员中不乏当过小僧人、小乞丐、小商贩的，国家给每人每月只补贴18元，平时靠筑路、做鞋、到藏医院制药的收入维持生计，晚上才是排练节目的时间。

　　哪里像个正经单位啊！难怪许多人为他惋惜：“天呀，一个堂堂的北大学生……”但是廖东凡没有抱怨——不是打算干一辈子么？就该近距离接近藏族人民。工作生活在一起，他是他们的汉语老师，又是他们的藏语学生。渐渐地，粗通藏语了，可以用藏语交流思想感情、用藏语编排文艺节目了。真好！他觉得仿佛多长了一双手，多长了一双眼睛，眼前出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新天地；他甚至觉得脚下生了根，一边从大地上汲取，一边又在释放着自己的能量……

　　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藏族民间文艺的呢?是那一次吗，看人家打“阿嘎”（建筑夯土）的时候？哪里是劳动，分明是优美欢快的集体舞：那是雨季到来之前的一个清晨，廖东凡正在楼顶平台上做早操，忽然发现众人登上对面的楼顶，男女各站一排，富有节奏感地挥动手中的工具，边劳动边豪迈地唱着：

　　“请看我的左手多强壮，

　　请看我的右手多强壮，

　　呀啦嗦！用我强壮的左手和右手，

　　把拉萨打扮成待嫁新娘一样……”

　　廖东凡感动了，陶醉了。也许就从那时起，今生朝向藏族民间文艺的方向就确定了。

　　从民间艺人那儿采集民歌，借鉴民族曲艺形式，编排一个又一个节目。满台节目，大都是他自己或与别人合作编出的。文工队办得小有名气了。

　　这支小有名气的文工队就要去北京汇报演出了！一想到这儿，帐篷里的廖东凡更睡不着了。不知盘算过多少回：去北京，去度过了难忘的五年大学生活的北京，拜望老师和同学们……该向他们讲些什么呢？讲这几年艰苦而快乐的动荡生活？讲那一个个美丽的藏族民间故事？还是唱支民歌，跳个踢踏舞？顺便再回湖南湘潭家乡一趟，看看老母亲……

　　含笑沉入梦乡。不知什么时候又醒来了。怎么憋闷得透不过气来？想撑起身子，却又动弹不得。挣扎着摸到天窗地方，好不容易探出脑袋——嗬，白茫茫一片！帐篷让雪压坍了，足有大半尺厚。

　　然而后来却没能随队赴京。因为出身有问题。同时还刷下一批家庭和社会关系复杂的演员。这是他进藏后遭到的第一次打击。就像一蓬燃烧的火，一下子给覆上一大块冰。那个黄昏，他在拉萨河边散步，想了很多，又仿佛一片空白。当幸运的队员们踏上飞机舷梯时，他又带着那不幸的一群到农牧区深入生活，排了一台新节目。三个月后重返拉萨汇报演出，引起了小小轰动。就这样，往后每遇不公正待遇，廖东凡总是在短暂的不快之后，又抬起头来，以加倍的工作热情和工作量，表白着自己。

　　在市文工队待了八年之久，廖东凡完成了“藏化”过程。藏历年一大早，他身穿藏装，在文工队挨家演说吉祥“折嘎”；策马在深山峡谷中，参加修复古迹扎耶巴石窟的劳动；在民间艺人中记录民歌，乘牛皮舟沿拉萨河采访；牧场上，与人们通宵达旦狂欢，跳“锅庄”；躺在高高的青稞垛上守夜，看满天闪耀的星光，听藏族老人讲关于星星、关于流水的故事……俨然成为藏族一员，凡有关西藏的一切他都热心，凡能插手的工作都少不了他的份儿。他爱大家，大家也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