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初次见到黄明信老先生，是2007年12月29日，当时我在读博士二年级，师从导师陈庆英教授，参加了在国家图书馆红厅举办的“黄明信老先生九十华诞暨《黄明信藏学文集》出版座谈会”。 那天，黄老精神矍铄，神采熠熠，我还分吃到黄老的生日蛋糕并得到一套《黄明信藏学文集》，算是跟黄老结了缘。

　　2009年6月临近博士毕业之际，得知国家图书馆首次招聘博士后，当时简章上并未设导师和研究方向，我打电话咨询时，工作人员说可自选国家图书馆的学者作为导师，将研究项目报给国图博士后办公室。我立即跟导师商量，陈老师建议我找黄老作为博士后合作导师，这是跟黄老学习的一个契机，继续做“多罗那他”相关课题，去申请国图的博士后。但这得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黄老也愿意带学生。于是，在惴惴不安中，我给黄老打了个电话，果不出意料，黄老当即拒绝，说对我不了解，也不清楚国图招聘博士后的事情，无能为力。我将这个情况跟陈老师汇报后，陈老师给黄老打电话，介绍了我的情况和我的博士论文，黄老终于同意见我一面。

　　隔日十点钟，我带着国图招聘博士后的简章、自己的简历、博士论文和《多罗那他详述自传》部分译文，到了黄老位于北京舞蹈学院院内的家门口，忐忑良久，敲了三下，屋内传来一个苍劲的声音：“谁呀？”

　　“是我，金雷，陈庆英老师的学生。”

　　黄老的夫人李老师开了门，黄老坐在椅子上，说，“我腰不好，起身不方便。”我内心极愧疚，急忙向黄老道歉，并表明来意。我介绍了对多罗那他的研究，以往的学者对多罗那他有误解，认为他1614年建了达丹丹曲林寺后去蒙古喀尔喀部传法二十年，圆寂在库伦，转世为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但从《多罗那他详述自传》中，多氏从未离开西藏，不曾去蒙古传教。而且，达丹寺规模极宏大，自1614年开始筹建，至1629年才完工，多氏自传也于1633年搁笔。因为紧张，我有点语无伦次。黄老一直认真地听着，眼睛始终盯着我，目光深邃。黄老看了我带去的材料，说他已上网查了有关中国的博士后制度。我十分惊讶，上网？黄老已九十二岁了，上网？我注意到黄老的书桌上有一台笔记本电脑。黄老看出我的惊讶，说他的外孙是电脑工程师，上网和打字都是跟外孙学的。这让我感慨不已，学习，是黄老践行了一辈子的事，活到老学到老，黄老做到了。

　　黄老对我所报课题的可行性和国图能否会批准他担任合作导师作了一番分析，说，可以试一下，但不要太乐观，尽人事，听天命。原来，黄老为这一次会面提前做了功课，再次感慨黄老的严谨和理性，以九十二岁高龄，如此清醒，说话有条有理，除了腰腿不太好、耳朵略背些，黄老与普通老人实在不一样。

　　此次会面，还知道了另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就在此前一周，黄老的小儿子因心脏病去世了，刚刚四十出头。黄老说起此事，也依然语态平和，看不出情绪的波动，而我的内心，却已是波涛汹涌了，感叹世事无常，感慨黄老命途多舛。

　　后来，果如黄老所料，在国图做博士后一事没成。我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做了博士后。

　　（二）

　　2009年至2013年，因女儿每周日在北京舞蹈学院考级中心学跳舞，每次接完女儿我都去探望黄老夫妇。每次见黄老都带些礼物，黄老多次说，来则来已，不必拘于老礼，非要带礼物。考虑到一周也只去见一次黄老，不好意思空手，必是要带些礼物。黄老说，你还不算是参加工作，不容易，非要拘礼，只带四个苹果就好了，表示四季平安。黄老如此替人着想，令我感动不已。

　　一日，接完女儿去看望黄老，黄老问起女儿的学习，感叹学校的语文课也极少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了。我说女儿报了吟诵班，每周六都以中国传统吟诵的方式学习《孟子》，已学完两章，正在学习第三章。黄老说：“《孟子》我小时也学过，当时我父亲是辅仁大学的副教授，考虑到新式学校传统的经典教的少了，父亲与他的一个朋友相商，双方易子而教。每周有几天晚上父亲去朋友家教他家的子弟，他的朋友来我家教我们兄弟姐妹和我的两个姑姑。我们放学后就要跟着家庭教师学习四书五经和书法。《孟子》我还记得。”说着，背了起来：

　　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黄老一口气背了一大段，我和女儿目瞪口呆，黄老从当初学《孟子》到此时，中间间隔大概也有八十年了吧，居然还可以大段背诵。黄老说，当时家庭教师要求极严，光会背诵是不够的，一定要能默写下来才算合格。中国传统文化是手眼相传，眼睛看手要写，能默下来才能掌握。黄老教育人，从不以说教的方式，而是以讲故事或是亲身经历来告诉人怎么做。可惜我愚钝，当时没听懂，黄老用他亲身的经历在告诉我教育子女学习传统经典应重视默写的方法。果不其然，当年没有要求女儿默写，只讲吟诵，现在她已将所学的四书都还给古人了。

　　（三）

　　黄老有些书是藏学方面的经典，已在市面上买不到了，于是我跟黄老借去复印，黄老就一再嘱咐，复印的时候不要过分的按压书籍，要不然书就会散开了；复印完就快点给我送回来，对书籍的爱惜溢于言表。为了不使黄老担心，我每次复印都很小心，复印完就马上给黄老送过去。

　　当时我参加了中国社科院梵文研究中心的梵文班，主讲老师是黄宝生老师、葛维钧老师和郭良鋆老师。黄宝生老师把他校勘并重新翻译的《入菩提行论》送给每位学员，我有幸多得了一本，就拿去送给了黄明信老先生。黄老非常高兴，说当初在拉卜楞寺学经时，藏族的僧人特别重视《入菩提行论》，他的一位师兄就能把全篇都背诵下来。《入菩提行论》在汉藏佛教中重视程度不同，主要是翻译水平的不同造成的，“入行论”译成汉文是宋代，当时来华的梵僧不太通汉文，与他合作的汉人笔授也不大懂梵文，双方配合的不好，以至于《入菩提行论》汉译本晦涩难懂，但藏译本就译的非常好，梵文本是偈颂体，藏译本也是偈颂体，内容上也能契合梵本原意，这三个本子应结合起来相互对照、深入研究。黄老的建议是极好的，可惜本人心有余力不足，还好现在西藏社会科学院贝叶经研究所的一位青年学者正在做此课题。

　　对博士后出站后的去向，当时考虑到女儿的教育，很犹豫是否还回西藏工作。黄老建议，既然学的是藏学，还是要到藏学的大本营去。黄老提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他想随九世班禅进藏而不得，现在我有这么好的机会留在西藏还是要认真对待。思之再三，我于2013年7月回到西藏社会科学院工作。

　　2014年冬季我从西藏休假回京，给黄老带了一斤酥油和五斤糌粑。酥油是我的藏族朋友从康玛老家带给我的，纯正的酥油。黄老非常高兴，说起他当初在拉卜楞寺学经时，所吃的酥油常常是变了颜色长了绿毛的，他把这一小团酥油捧着，闻了闻，然后递给保姆，说：“放到冰箱里，明天早晨我吃酥油糌粑。”

　　如今，黄老仙逝，回想黄老的点点滴滴，痛不可言。

　　黄老治学严谨，为人谦逊，即使年迈，亦不断学习，不落时代步伐，面对人生的坎坷，坦然、平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黄老是我人生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