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玛乔老师是我的前辈，但在这次采访之前，我与她没有什么交集，在我眼里她只是一位谦虚低调的老大姐。听了她的故事，特别是她轻描淡写的那些真实经历，让我深深地感觉到，她其实并不普通，在安逸与磨砺之间，她能够义无反顾地选择后者，本身就是个勇敢的决定。她的人生经历告诉我，有些人的梦想是用一生守候的。这样的人，不管最终是否收获了什么，都是令人尊敬的。

白玛乔在拉萨机场采访西藏自治区原领导阴法唐 白玛乔提供

　　糊里糊涂中决定了一生的职业

　　1960年是白玛乔人生的一个转折点。那年，她被选拔到西藏公学（现西藏民族大学）学习。进校不久，所有学生按成绩分班，成绩优秀的她被分到甲班。她在班上年龄最小，记性也好，学习成绩常常名列前茅。在完成了两年的基础知识学习后，要进入专业学习。分专业时，她被分到了师范科。

　　1966年3月的一个早晨，一位同学跑过来对正在操场的白玛乔说：“你被《西藏日报》选中了，要送到中央民院（现中央民族大学）去学习，你赶紧去找班主任老师吧。”白玛乔心想，连招生的人影都没见一个，怎么会被录取呢？但还是跟着同学去找老师了。原来，《西藏日报》社人事科的石宝善老师带着两个记者，到民院来招新闻工作人员。他们通过老师了解学生的情况，综合了学习成绩、年龄、家庭背景、写作能力等各方面情况后，从全校2000多名学生中选了十名，白玛乔就在其中。

　　1966年5月，他们一行十人，加上从拉萨中学选拔的十多个同学，正式到中央民院学习。这批学生是《西藏日报》社委托中央民院培养，学业结束后，回《西藏日报》社工作。

　　初到中央民院，给白玛乔一种视野开阔的感觉。新闻这个专业让她越学越着迷，除了吃饭、睡觉，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教室和图书馆里。班主任赵宗仁常常给她们讲尹锐、刘汉君、肖俊熙、惠琬玉、姚梦林等记者的感人事迹，她听后非常崇拜他们，把他们的名字写在笔记本上，立志要做像他们那样的记者。

　　到北京四个月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无处不在的高音喇叭和满墙的大字报弄得人心惶惶。赵宗仁老师向《西藏日报》社汇报了学校的形势，报社发来电报通知全员立即返回报社。

　　1966年9月，她们一行人坐火车转汽车，在路上颠簸了七八天之后，终于来到久别的拉萨。走进《西藏日报》社的大院，举目之处都是破破烂烂的铁皮房。才告别美丽的校园，心里的失落感不言而喻，可一投入到工作中，这一切都显得不那么重要。

　　初当记者 激情满怀

　　六十年代的《西藏日报》社，藏族编辑记者很少。他们这一批人的到来，被寄予了很多希望。肯定的言语和信赖的目光，让他们倍受鼓舞的同时，也感到压力巨大。

　　那时的报社实行采编合一，白玛乔分到汉文报经济组。当时经济组的编辑记者大多是汉族干部，多数毕业于名牌大学，业务能力一个比一个强，对新记者也是毫无保留地传帮带。

　　白玛乔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下乡采访的经历。那是由马宁轩和延振华老师带队，到林芝采访。林芝是白玛乔的家乡，但她对家乡并不熟悉，十二岁离开后，家乡在记忆中一片模糊，连回家的路都记不太清。

　　那一次下乡，吃住在一个村干部家里，他们要一边找村民采访,一边帮住家捡拾柴禾，抵消食宿费用。下一次乡很不容易，要尽可能地多写稿子，两位老师也为刚踏入新闻岗位的白玛乔布置了一篇稿子。这是她记者生涯的第一篇稿子，她把这件事看得很重，写得非常认真，光导语部分就抄了整整一页毛主席语录。交稿后，两位老师看着稿子哈哈大笑。她窘得不知所措。后来，老师们拿着稿子逐字逐句帮她分析，指出其中的亮点和不足，告诉她这篇文章该怎么开头，怎么展开，怎么结尾。这一次实践让她觉得比听上百次的写作课更获益。她深刻感受到写好新闻，只有在实践中摸索，才可能全面提升新闻业务能力。

　　这一次采访后，两位老师特意为她安排了回家探亲的时间，知道她离家多年不知回家的路，又联系宣传部，请他们派一个人送她回家。这是白玛乔十二岁离家后首次回家，过尼洋河，坐牛皮船，走半天路才到家。一边是已长成大姑娘的白玛乔，一边是慢慢见老的双亲，一家人见面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有不停地掉眼泪。

　　在报社经济组工作期间，是白玛乔采访热情最高的时候。白玛乔最喜欢农村经济这个领域，她常跑拉萨附近的娘热、纳金和夺底沟，跟农民聊天聊收成，觉得那样写出来的稿子很鲜活。工作热情正高涨时，“文化大革命”在拉萨全面开始。她对这类事情很不感兴趣，凡有下乡采访机会，都会积极争取，去的最多的地方是林芝、山南和拉萨郊区县。

　　白玛乔一直盼望着有机会回到课堂上，续上那段求学梦。1974年，经过《西藏日报》社推荐，教育部门政审和知识测试，她被复旦大学中文系录取了。从1974年8月到1977年8月，她一直在复旦大学的校园里学习，一次都没有回过西藏。寒暑假时，整栋楼就剩下她和值班室的师傅两人。

　　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再回到校园，思考问题的能力大大提高，吸收的知识更容易消化。这三年，她的书包里一直装着碗筷，吃完饭就去图书馆或者教室，刻苦学习专业知识，完成专题写作，广泛阅读经典名著，这一切对她的人生定位、理想信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失意之时不曾动摇梦想

　　就在她踌躇满志，决心在经济新闻领域有所建树时，报社提出要把工作重心放在办藏文报上。她是第一批受过专业教育的藏族记者之一，在举全社之力办好藏文报的前提下，领导让她立刻到藏文报工作。她的藏文达不到采写稿件的水平，藏文编辑部就把她安排到编辑室，让她负责编副刊《新竹》。说是编辑，其实就是从汉文报副刊选一些比较有西藏特色的作品，稍加编辑删减，然后送到翻译组翻译。如果是个善于享受的人，这份工作确实不错，比较清闲，也不会出什么差错，有较多的时间放在家庭和孩子上。这样的日子过了一段时间，她觉得浪费了大好年华，便鼓起勇气找到当时的尹锐总编，提出了回采编部工作的要求。见尹总编沉默不语，她退一步说，实在不行，下地区驻站也行。尹锐总编以前是经济组的组长，跟她很熟，但这会儿，他严肃地说，你一定要当记者的话，我们把你安排到阿里站。也许，他这么说只是想让她打消换工作的念头。但她心意已定，毫不犹豫地说，可以，去阿里也行。

　　看到她的决心如此坚定，组织上终于同意了她换岗的要求，让她下到日喀则驻站。记者站的任务很重，当时《西藏日报》驻日喀则记者站已经有古兰芳、熊庆元、冯泽国三人。下乡采访时，大家一起去，互相有照应，但新闻采访源少，挤在一起完不成任务，只有单独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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