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霍巍博士。　摄影：吴清兰

　　“如果说西藏的文物考古工作有一个历史性的转折，那么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仅考古工作，包括地上和地下文物所取得的成就，就足以证明达赖喇嘛的“文化灭绝论”缺乏科学依据，不是站在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上讨论问题的。” 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霍巍博士在接受本网记者专访时做了上述表示。

　　作为刚刚结束的2008北京藏学讨论会博物馆专题小组的召集人，霍巍在中国汉唐考古、美术考古、西藏考古、文物学与艺术史等方面的研究都颇有建树。近十余年来，他曾主持过多项科研课题、开展过许多考古研究工作，先后出版有《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四川丧葬文化》、《西藏西部佛教文明》、《长江上游早期文明的探索》、《世界考古学概论》、《文化旅游》等多部学术专著，被评为“教育部跨世界优秀人才专家”和“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学位获得者”。

　　改革开放是西藏文物考古工作的历史性转折点

　　在旧西藏，文物考古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只有一些抱着不同目的的外国传教士、商人、探险家和学者对少数地面文物进行过调查，考古工作支离破碎、不成系统。改革开放30年，中国在西藏开展的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已颇具规模并且成绩斐然。谈及西藏的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的成就时，霍巍显得很兴奋，言谈神情里流露着说不出的欣慰。他说：“如果说西藏的文物考古工作有一个历史性的转折，那么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改革开放前，国家对西藏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建设。相对而言，文物考古工作比较薄弱。”霍巍告诉记者，由于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以及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改革开放前，国家对西藏文物考古工作所投入的力度，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和考察范围都是有限的。当时的考古工作星星点点，并且主要集中在地面文物的考查。”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在西藏开展过两次大规模的全区文物普查（目前正在进行第三次文物普查）。从此，西藏的文物保护工作在雪域高原犹如拉开一张大网，基本摸清了文物的家底。随着国家财力的不断加强，如今的普查工作几乎覆盖全区的每个角落，许多年代久远却一度无人问津的珍贵文物逐渐被世人所知。

　　霍巍说：“文物普查包括地上文物和地下文物。由于特殊的自然条件、历史条件和宗教条件，国内外人士对西藏地下文物的发掘工作都开展得比较少。改革开放后，地下文物的考古工作成绩显著，这对了解和认识西藏地区文献上没有记载的史前时期的历史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由于西藏的文献记载得很晚，有关西藏的文字没有记载人类活动的历史时期，一直找不到科学依据。改革开放后的考古研究，尤其是地下文物的发掘，则开始逐步建立起一个科学的了解西藏文明起源的框架。”

　　目前，西藏自治区第三次文物普查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截至八月底，共新发现文物点七百三十九处，一大批鲜为人知的稀有文物也尽收“囊”中。霍巍说，西藏过去确定的文物点有2000多处，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考察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及资金和技术的加大投入，第三次的文物普查确定的文物点很可能会翻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