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一词来到中国，不过100多年。但是中国多民族国家的长期存在，却是一个历史事实

“民族”作为一个外来词译介到中国，已经有了百多年的历史。而民族在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存在和发展，则有久远的历史。长久以来，直至近代，在与世界范围的他国和他族的交往还比较有限的时代，中国人并没有“中华民族”的自觉。用费孝通先生的话，便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民族”一词来到中国，为中国人所使用，为中国人所理解，其含义也在中国人使用和理解的过程中为中国人所改造。今天被中国人使用的汉语“民族”一词，无论与当年刚刚译介到中国时相比，还是与当今西方语境中的“民族”相比，都已经不完全相同了。

清末民初的中华民族，正在面临史无前例的近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艰巨任务。其“中华”概念，无疑是千百年来“中华”概念的延续，但更是这一概念的发展。100年前的“中华”，已经全然不同于“五胡乱华”时代的“华”，也已不同于元末明初朱元璋“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时代的“中华”。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把自己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民族”对应“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有推翻满洲贵族统治，复兴汉民族统治的意思；“民权”对应“建立民国”即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意思；“民生”则对应“平均地权”。

这时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中华”，可以视为汉族的同义语。其他一些同时代的中国人、革命者也是这样认识“中华”的。激愤的革命党人起初并不认为满洲人是中国人：“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我同胞皆须自认为自己的汉种中国人之中国。”“吾国人皆一汉族而已，乌有所谓满人者哉！”等等，都表明了这一点。革命派所呼吁动员其奋起革命的“四万万同胞”，也是“皇汉民族”的同胞。在一部分人的潜意识里，这四万万同胞不仅不包括满族，也不包括汉族之外的其他少数民族。在他们看来，中国革命的首要目的，就是受了260年压迫的汉族起来推翻满族的统治。无论是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纲领，还是当时出现在各种革命宣传文章中“汉种中之一汉种”、“辕孙”、“汉驹”等等笔名，都清楚地反映了革命党人的这种认识。

但是他们错了——不是错在倡言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而是错在认定建立清朝的统治民族满族不是中国人。这种错误当时就被主张维持清朝统治的保皇派抓住。梁启超指出：爱新觉罗氏“以中国臣民而篡中国前代君主之位”，此历史上所数不见鲜者……。并进而提出中国应当“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其师康有为甚至早在戊戌变法时就主张“满汉一家”，用“中华”二字作为国号。他们提出的中国民族观，成为其整体上被时代潮流所淘汰的保皇观点中的合理内核。孙中山先生毕竟是伟人，很快接受了对手的正确观点。及至数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口号一时间为中国各民族、各阶层所认同。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不只是汉族一族的观点开始深入人心。中华民族对自身的认识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在民族自觉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于1912年1月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布“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五大民族建立一个共和制的新中国。在革命党人和袁世凯的压力下，在“五族共和”口号的感召下，清朝的满族统治者很快被迫同意交出政权，并接受了“五族共和”的口号。1912年2月，隆裕太后在以其名义颁布的《退位诏书》中表示：因“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袁世凯上台后，也立即宣布：“现在政体改革，连共和五大民族，均归平等。”“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这就表明，在民国取代清朝的政权交替过程中，满汉两族的统治者都承认了“五族”同为中国民族的事实，接受了“五族共和”的口号，也在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中国人在使用“民族”概念的过程中，在深化认识中国民族国情的同时不断将其中国化，明确其界定和含义

“民族”概念的引进和使用，在辛亥革命前后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时期，其含义并没有马上得到明确的界定。何为“民族”，在当时中国知识界中一度是模糊的。这也符合任何一个外来社会科学术语本土化的规律。辛亥革命曾被称做“种族革命”，当时的西方人也一度使用“Five Races”来描述中国的汉满蒙回藏“五族”。“Races/民族”与“Nationalities/民族”的区别那时基本上还不为中国知识界所知晓。

实际上，一个半世纪之前的“民族”概念在西方也不是很清楚的，使用上也并不十分严格。当谈及欧洲各国的民族构成时，恩格斯认为：“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政府管辖好几个不同的民族（nationalities）。……没有一条国家分界线是与民族（nationalities）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也就是说，欧洲的许多国家是一国多族的。当时“族”的英文表达是“nationalities”。马克思曾经在其论及中国问题的著作中使用“race”一词。在《俄国的对华贸易》一文中，他把满族称做19世纪中国的“统治民族”：“（俄国）占领当今中国统治民族的故乡——黑龙江两岸的地方，才只有几年的时间。”英文原文为：It is several years since she（Russian）took possession of the banks of the River Amur, the native country of the present ruling race in China。 这里“族”的英文表达则是“race”。

随着“民族”概念的使用，国人眼界渐开，在拿来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观点思考和探究中国民族问题的同时，逐渐发现不能简单照搬西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那一套来分析和解释中国的民族问题。

但是“民族”一词的使用却从此不辍。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提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这是在“中国民族”和“中国境内各民族”双重的含义上使用了“民族”概念。中国共产党对此给予充分肯定，“完全同意上述孙先生的民族政策”。但是对于后来国民党“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则表示反对。大约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种族”一词渐渐不复与“民族”通用，退而专用于体质人类学研究中的“人种”。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提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此文前面的“多数民族”显然意为“多个民族”，亦即后面提到的十分之九以上的“汉人”和“数十种少数民族”所组成的中华民族的多个成员。这里，毛泽东也已经在中华民族及组成中华民族的汉族和“数十种少数民族”这样双重的含义上使用“民族”概念了。“民族”在此后的使用中，概念和定义逐渐清晰。及至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进行民族识别，理论上受苏联影响固然很大，但是民族理论界也反复辩论探讨，认识到中国的民族、“民族”概念与苏联有着很大的不同，而“民族”概念在中国的双重含义也自此得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