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斯大林支持中国和平解放西藏

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的统治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当时的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之一。在冷战的国际局势下，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实际上的领导者，给予了新中国各方面的支持，以打破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孤立和遏制政策。毛泽东则公开宣布中国实“行一边倒”即一心一意依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路线。在西藏问题上，苏联反对帝国主义支持“的西藏独立”活动，在西藏问题上给了新中国政府以外交上和舆论上的支持，对中国人民实现西藏的和平解放有过帮助。

苏联始终坚持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新中国建国之初，苏联即主张中国建立一个有别于自己的联邦制国家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用民族区域自治的方法解决国内的民族问题。1949年1-2月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按照斯大林的指示秘密前来中国。2月1日至3日三天，在当时的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与毛泽东、刘少奇等人进行了多次交谈。据当时担任俄语翻译的师哲同志回忆，毛泽东主席告诉米高扬“，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有几十个民族，汉族人数最多。其他如蒙、回、藏、维吾尔等民族大多居住在边远地区，比起汉族来，都属于少数民族。人们习惯地把汉族人称中国人，但中国人并非只指汉族，居住在我国版图内的所有民族都是中国人。……我们提倡各民族互相团结、互相友爱、互相合作，共同建国”。毛主席还告诉米高扬“，目前，（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比较麻烦的有两处：台湾和西藏。其实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1）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2）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须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3]显然，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早在1949年初对于如何解决西藏问题就已经有了充分的考虑。

米高扬在1949年2月4日发回莫斯科的电报中，汇报了自己向毛泽东转达的斯大林对于中共民族政策的建议“：我已转告毛泽东，我们中央委员会建议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不要过分大度，如让少数民族独立并从而在中共执政后缩小中国的领土。应该让少数民族自治，而不是独立。毛泽东很赞赏这项建议，……”[4]

众所周知，1947年我国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已经建立，此后中国共产党改变了自党的二大以来以联邦制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纲领，不再提此前提出的民族自决，而是考虑采用民族区域自治的办法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5]因此，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非完全出自苏共的建议，而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但是斯大林的类似主张，表明苏共中央对于苏中两国国情的不同已经有所认识。而这同后来苏联对于我和平解放西藏的支持也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1949年夏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在7月4日向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提出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西藏问题只能用政治方式而不能用战争方式解决”。当时中共领导人考虑，西藏的和平解放将是最后解决的问题，要迟至1950年以后。1949年7月25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转斯大林的一封电报中指出“：我们设想到明年的下半年，即在我军进攻台湾期间，中国大陆的所有领土除西藏外都将被我们占领”。[6]

当时，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民党在全中国统治的覆灭已经仅仅是时间问题。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分裂势力提出了“西藏独立”的诉求，并且采取种种措施谋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支持。

国际范围内冷战的进行和中国政局的迅速变化，使美国政府中出现了改变其对西藏传统政策的呼声。1949年1月8日，美驻印度大使韩德森（Ambassador L.Henderson ）致电国务院，要求改变以前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的立场，积极考虑支持西藏独立，以适应美国在东南亚遏制中国共产党的需要。他建议，如果共产党成功地接管了中国，美国就应当准备把西藏作为独立国家对待。[7]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成渡江战役，解放南京之后，美国采取了“等待尘埃落定”的对华政策。7月，在考虑其驻外使馆人员意见的基础上，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的露丝·培根建议政府，当西藏的局势尚不明朗时，将其西藏政策调整为暂“时避免提及它（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或宗主权，尽可能地保持美国西藏政策的灵活性”。[8]美国的西藏政策处于犹豫观望、准备调整的状态。这是其“等待尘埃落定”的对华政策在对西藏政策上的反映，也是与这样一种对华政策相一致的。

1949年7月8日，西藏当局制造了“驱汉事件”，将南京政府驻藏办事处全体人员及眷属由印度强行递解出境。美国合众国际社在报道此事件时不无煽惑地说：西“藏可能完全脱离中国名义上的宗主权”。美国人洛厄尔？托玛斯父子（LowellThomas Lowell Thomas，Jr.）随之“以无线电评论员”的名义前往拉萨活动，鼓动西藏当局以武力抵“御共产党的侵略”。返回美国后，托马斯父子一面要求美国政府支持西藏当局与中国共产党对抗，一面“把一个独立的西藏的观念，带给长期以来一直被告知西藏是中国遥远的一部分……的美国公众”。[9]为美国政府改变对西藏的政策制造舆论。

这样，“西藏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就对于当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斗争具有了某种影响。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斗争的胜利，同时也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胜利；假如刚刚诞生的新中国能够顺利解决西藏问题，对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同西方的斗争也具有积极意义。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部署得到了苏联的积极支持。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之际出访苏联。

1950年元旦刚过，毛泽东从苏联发回了《关于由西南局筹划进军及经营西藏问题的电报》。电报指“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这封电报不仅注明了日期，而且加注了时间地点——一月二日上午四时于远方。[10]不难想见，惯于通宵工作的毛泽东是在苏联经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的深思熟虑之后，拟就这封电报的。8天之后，毛泽东发出《关于进军和经营西藏问题的电报》，同意西南局派遣张国华所部18军担负进军西藏的任务，要求其在5月中旬之前占领康藏交界一带。

随后，1950年1月22日，毛泽东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提出了在人民解放军对藏军事行动中请苏方提供空军支援的要求。在解放新疆的军事行动中，苏联已经提供了帮助，把中国人民解放军运往新疆。毛泽东对斯大林说“：您派往中国的飞行团给了我们巨大帮助，运送了大约一万人。斯大林同志，请允许我对您的援助表示感谢，并请您把这个飞行团继续留在中国，帮助准备进藏的刘伯承将军运送粮食。”

斯大林答复毛泽东：“你们准备进军西藏这很好。关于飞行团我们要同军方商量一下，然后再给你们答复”。[11]估计是因为技术方面的原因，此项空军支援后来并未落实。然而，苏方对中国进军西藏、和平解放西藏持充分肯定和积极支持的态度，是没有疑义的。

苏联的上述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西藏地方政府方面谋求“西藏独立”的活动。自从1947年起，夏格巴等西藏当局中的亲帝国主义分裂分子就积极组织了西藏商务代表团前往欧美等国，争取西方国家对“于西藏独立”活动的支持，但是从未试图前往苏联。美、英等国对于苏联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也是十分清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他们对“于西藏独立”的支持。1949年，当西藏地方当局向美、英等国写信，提出加入联合国的要求时，美国国务院授权其驻印度大使韩德森以口头形式通知西藏驻印度的代表：美国国务院认为，考虑到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苏联视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不会支“持西藏独立”，因而，西藏试图获得联合国成员国的努力将不可能成功“，因为此事肯定会遭到苏联和中国代表团（指台湾当局）的反对”。

在此情况下，无论美国还是英国，都不曾在联合国提出讨“论西藏问题”的动议。1950年，当南美洲的萨尔瓦多提出“把外国势力入侵西藏”列入联合国大会的议事日程时，苏联代表马里当即予以反对。他指出“：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相关事务应由中国政府全权处理。”这样，所“谓西藏问题”根本未能列入大会的议事日程。[12]

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涉及我国和平解放西藏的其他问题上也提出过有益的建议。例如，1949年底，苏共专门为保护班禅事向我提出建议。此事在我方的档案材料中留下了记载。为了筹划解放西藏，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曾于1949年8月上旬电示彭德怀等“：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12月26日，刘少奇发出《中央关于保护班禅童子生命安全问题给彭德怀的电报》，称“：彭并西北局：班禅童子对我解决西藏问题有很大作用，苏联同志劝告我们要切实注意不要使班禅被人下毒毒死。望予注意。”[13]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巩固国防。1952年8月至9月周恩来访苏期间，两国领导人多次会谈。9月3日周恩来同斯大林的一段交谈，集中讨论了西藏问题。周恩来向斯大林提出，希望听到苏联就中国政府对藏政策的建议。斯大林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军队应当驻扎西藏”。周恩来对斯大林说：“一年前中国军队已进驻西藏，目前驻守在中印边境。中国军队驻扎西藏问题是不容争辩的……（但是）同西藏保持联系很困难。要保持同拉萨的联系，需要有四个发动机的飞机，并要安装氧气装置和防冻装置。苏联能不能提供这种飞机？两个发动机的飞机只能飞3/5行程，再长就不行了。”斯大林回答“：在这方面苏联可以给予帮助。”同时，斯大林还指出“：必须修筑通往西藏的路……。没有道路很难保持西藏应有的秩序。美国人也好，英国人也好，印度人也好，谁出的钱多，西藏喇嘛就投靠谁。……应当修筑通往西藏的路，中国军队必须驻扎西藏。”[14]中国和平解放西藏期间，苏联舆论也对中国人民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的正义斗争给予了积极的支持。《真理报》等新闻媒体多次进行报道，驳斥和抨击西藏僧俗上层中的少数分裂势力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从事“的西藏独立”活动。西藏实现和平解放之后，苏联学者还撰写了介绍西藏历史的学术著作和文章，向苏联读者介“绍西藏自古即为中国之一部”的历史事实。其中有些专著，如列昂节夫的《外国在西藏的扩张》，利用了俄方掌握的档案资料，揭露近代以来包括沙皇俄国在内的帝国主义列强对于中国西藏的侵略和扩张，盛赞西藏的和平解“放使中国完成了整个大陆和一切民族区域的统一大业。……表明帝国主义在亚洲这一地区进行侵略的阴谋遭到破产，东方的和平业已巩固”“。全世界的一切普通人士均对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深感满意。西藏问题和平解决的消息极为伟大民主阵营各国人民所欢迎，认为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协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大胜利，……大大地有助于亚洲各国和整个东方的反帝运动”。[15]

苏联对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支持，是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一）在冷战的形势下，中苏两国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已经结为盟国。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平解放西藏、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主权完整的斗争，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事业；（二）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无论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苏利益发生矛盾和冲突的两个主要地区是在中国西北的新疆和东北的东三省（满洲）。

中国西藏地区远离苏联，苏联在那里并无现实利益；（三）尽管1949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明确宣布实“施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但是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过程中，斯大林的民族利己主义已经引起了中方的不满。苏联在西藏既然并无现实利益，则支持中国政府和平解放西藏对于苏联来说就是只有利而没有弊的事，苏方愿意借此表达其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