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和丘吉尔

　　1943年5月下旬月的一天，美国首都华盛顿，历时数日的美英两国首脑及美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员举行的太平洋会议（代号“三叉戟”）结束。罗斯福总统送丘吉尔首相返英行前，两人间发生了下述短暂对话：罗斯福：“此次会上，你怎么会提出西藏问题呢？”

　　丘吉尔：“英国并没有占领西藏的企图。”

　　罗：“西藏过去是帝制时代中国的一部分，现在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与英国没有关系呀。”

　　丘：“中国政府在西藏没有实权。”

　　罗：“中国政府在西藏有没有实权，关英国什么事呢？”

　　丘：“……”

　　据笔者所知，近代以来，美英两国最高领导人当面辩论中国西藏的地位，这是唯一的一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事孔亟之际，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在讨论对轴心国作战方针的太平洋会议结束之后，何以会激辩中国西藏的地位问题，唇枪舌剑几至不快呢？此事说来话长。

　　众所周知，英帝国主义是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元凶，也是侵略中国领土西藏的元凶。1888年和1904年的两次侵藏战争，均为英国发动。逼迫清朝政府与之签订一个又一个涉藏不平等条约的，也唯有英国一国。1907年，又是英俄两国背着中国政府，把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歪曲为“宗主权”，载入其双边协定中。辛亥革命后，西藏当局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始终不正常，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英国通过英属印度政府，在西藏采取了培植亲英分裂分子的政策，促使西藏上层贵族中形成了一股主张西藏独立的势力。民国建立，虽经北京政府、南京政府多方努力，但是收效甚微。“西藏问题”成为当时中国人心头长久的痛。至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迁延二十余年不得解决。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为解决藏事迭出举措。1939年，继青海建省之后，西康省正式建立，为维护中央在藏主权、推进藏事之解决奠定了基础。自1930年代初开始，国民政府先后派出刘曼卿、谢国梁等进藏，与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联络感情，促其摆脱英人控制，倾向中央。1933年达赖圆寂之前，还曾修书一封，历时半年寄达蒋介石。此后南京政府派出黄慕松入藏致祭、吴忠信入藏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中央与西藏关系的改善虽然步履维艰，进展缓慢，但是仍然平稳前行，不断进步。孰料1941年初开始，局势逆转。先是热振活佛被迫退隐，交出摄政职权，随之在中央为修筑中印公路派员入藏踏勘一事上，西藏当局执意反对，阻挠国民政府派遣进藏的勘测队。1942年7月，藏方更是猝然成立所谓“外交部”，企图视中央政府为外国政府，逼迫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与该机构发生联系，甚至发生藏警冲入中央驻藏办事处事件。西藏当局在策动“西藏独立”的路上越走越远。8月，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向重庆建议，中央密令青康滇诸省军队越境向藏方施加压力。10月底，蒋介石在重庆召见西藏驻京办事处负责人，面责其转报拉萨：西藏当局所作所为，有辱国体，必须妥善处理，并将处理结果详电报告中央。

　　实际上，随着国内外局势和西藏政情的演变，蒋介石一直在谋划应对之策。1942年初，在督促中印公路开筑之际，他已经在考虑青藏、康藏两公路的设计，甚至计及数十年后新藏铁路的修筑。1942年春，又指示戴笠派出谍报人员进藏。5月，决定派马步芳军入藏，以武力向藏方施压，保证抗战后方稳定，并相机解决藏事。而稍后孔庆宗的建议，正合蒋介石心意。蒋乃于当年年底密令西康省刘文辉、青海省马步芳对藏用兵，第一步先夺取昌都。刘文辉因担心中央军借机入康，为求保存地盘和实力，并未出兵越过藏汉边境。而马步芳在从蒋介石手中得了一批武器弹药后，经过一冬的准备，果然于1943年春调集了数千部队开赴青藏边境玉树一带。

　　藏汉边境局势骤然紧张，以摄政达扎活佛为首的拉萨当局慌了手脚，一面直接致电蒋介石，请求中央罢兵，一面赶紧向自己的靠山英国人求助，请其向国民政府进行交涉。伦敦则一面指示英国驻美国大使馆，向美方解释西藏的形势，要求美国支持其阻止中国政府对西藏采取“侵略行动”，一面应拉萨之请，向重庆发难。1943年5月7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约见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吴国桢，称“据西藏当局告知英国驻藏代表……中国军队现在结古（按即玉树）集中，已有3000步队由西宁开至青海南边，西藏当局深感不安。英国政府以为中国此时在中亚细亚有所举动，不甚相宜，希望中国政府能表示无此事实，以便转告西藏当局，使其安心”。吴国桢当即答称：“中英各自利益均需要两国之关系日益增强，故……余希望阁下能撤回此项询问。余对于我国军队之调遣不甚明了……，然……一国之内部队之调遣，实与另一国无关。至于一国之中央与地方接洽事件，无论其友国如何友好，亦无友国代为转达之必要。……希望阁下不提此事。”5月10日，蒋介石亲自在吴国桢呈送的关于应薛穆之约晤谈西藏问题的报告上批示：“西藏为中国领土，我国内政决不受任何国家预问。英国如为希望增进中英友谊，则勿可再干涉我西藏之事。……”并指示吴国桢拒绝就中国政府在青藏边境的军队调动对英国作出任何进一步的解释或承诺。12日，蒋介石在蒙藏委员会秘书周昆田的陪同下，召见西藏驻京办事处负责人阿旺坚赞，责令西藏当局同意修筑中印公路，同意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不经“外交部”仍照从前直接与噶厦接洽，并表示如果藏方不能做到，中央将派军队进藏。“……西藏必须服从中央命令，如发现西藏有勾结日本情事，当视同日本，立派机飞藏轰炸”。在以“武”的一手对西藏当局施加压力的同时，蒋介石还布置了“文”的一手，发给喜饶嘉措大师经费，请其入藏宣慰。

　　薛穆在吴国桢那里碰了一鼻子灰，致电英国外交部，建议对中国政府提出外交抗议。伦敦复电要薛穆告诉中国政府，这个问题已被提交给英国政府，并将在5月下旬于华盛顿召开的太平洋会议上予以讨论。果然，5月21日会上，丘吉尔放了一炮：

　　“近闻中国有集中队伍进攻西藏之说，致该独立国家大为恐慌，希望中国政府保证不致有不幸事件发生……”

　　此前，还从未有过哪位英国首脑或高官在外交场合公开称西藏为“独立国家”。丘吉尔是大人物，当然可以信口开河。但是大英帝国的首相敢指鹿为马，中华民国的外长就敢面折廷争。宋子文立即反驳：

　　“（文）并未闻有此项消息，且西藏并非首相所谓独立国家。中英间历次所订条约，皆承认西藏为中国主权所有，当早在洞鉴之中。”

　　本日会议议题原为讨论攻缅战役，事关盟国在亚洲对日联合作战的通盘计划。不料丘吉尔节外生枝。宋子文与蒋介石每日电报往还，当天就致电蒋介石报告此事。

　　蒋介石闻讯大怒，迅即复电宋子文：“丘吉尔称西藏为独立国家，将我领土与主权完全抹煞，侮辱实甚。不料英国竟有如此言动，殊为联合国共同之羞辱，应向罗总统问其对于丘言作何感想，及如何处置，西藏为中国领土，藏事为中国内政，今丘相如此出言，无异干涉中国内政，是即首先破坏大西洋宪章，中国对此不能视为普通常事，必坚决反对，并难忽视。又本月初英使见吴次长面称，西藏闻中国军队已进至昌都附近，甚为恐慌，在此美国正对中国加强空运之时，不宜对藏用兵，其词气一如丘所言。当时吴即拒绝其请，声明此为我国内政，不能接受此等劝告……。”

　　电报中蒋介石尚有所克制，日记里则大骂丘吉尔“鲜耻寡廉”：“昨日晚傍接宋电称，华会（华盛顿会议）廿一日会议中，丘吉尔突称西藏独立国家，中国在此获得美英空军接济之时不宜对藏用兵，并将其对中英美一月间加尔各答共同进攻缅甸决议完全推翻否认，此诚帝国主义真面目毕露，不仅为流氓市侩所不为，而亦为轴心倭寇所不齿”。

　　在给宋子文的复电中，蒋介石一再强调必须坚持原则，绝不退让，而且要让罗斯福总统出面主持正义。罗斯福从当时同盟国反击轴心国战略的全局出发，确实对国民政府表示了支持。这就是前述罗斯福与丘吉尔激辩西藏地位的背景和缘起。在面告宋子文这场激辩的同时，罗斯福还对宋子文说：“此类事余亟盼早日与蒋委员长、史丹林、丘相四人会面。但丘不忘其英国独霸世界之传统观念。最好余与蒋委员长两人在四人会面前早二三日畅谈。”可见美国政府是坚持把西藏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反对英国分裂中国西藏的任何企图的。

　　这是因为，自从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以来，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原则。而视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是美国的传统立场。早在19世纪末，通晓藏汉两种语言文字、多次前往中国藏区实地考察的美国学者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在谈及西藏地位时就曾毫不模糊地说：“西藏构成中华帝国整体的一部分（Tibet……forms an integral por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正是这位柔克义，后来出任了美国驻华公使，参与了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制订。英国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期间，美国国务院于1904年6月指示其驻英大使约瑟夫•乔特（Joseph H. Choate）提醒英国政府，英国曾经多次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美国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就西藏的地位表明自己的观点。美国的目的显然是要阻止英国把西藏变为自己的独占势力范围。辛亥革命爆发后，英国政府于1912年训令其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向中国政府递交“8•17备忘录”，反对中国政府派兵进藏，并逼迫袁世凯同意参加“西姆拉会议”谈判解决西藏问题。对此，美国驻华公使馆指出：根据英中条约，认为中国军队不能进入西藏是没有理由的，从而再次表明美国政府视西藏为中国一部分的态度。对于英国政府以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为要挟，迫使袁世凯在西藏问题上就范的做法，美国政府的回答是拒绝英、日等国政府共同承认中华民国的建议，于1913年5月率先承认了中华民国。此举虽然并非完全出自对于西藏问题的考虑，但是美国在制订和执行包括西藏在内的对华政策方面独树一帜以追求本国利益的态度更为鲜明了。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为止，美国政府对于中国西藏的关注一直十分有限。关于西藏的地位，美国政府的态度正如抗战时期出任蒋介石顾问的美国学者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所说：“美国的原则是中国的完整，……美国关于中国完整的观念是：西藏、蒙古和新疆都是中国的一部分”。

　　当时中国是美国在亚洲对日作战的最重要的盟国，罗斯福总统希望“中国成为战后世界组织中的四大警察之一”，希望中国能够“协助美国在战后维护太平洋的和平”，还想利用中国作为“在远东对付苏联的一种可能的平衡力量。”在西藏问题上当然不会赞同英帝国主义者丘吉尔的主张。

　　就在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在太平洋会议结束之际激辩西藏地位的同时，两国政府还通过照会和备忘录等官方文件表明了彼此的意见分歧。1943年4月20日，英国驻美国大使馆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一份备忘录，通报中英两国政府就西藏问题进行交涉以及英属印度政府对于西藏地位和经由西藏运输战争物资的态度，以英属印度政府的口气声称：

　　“印度政府一贯坚持西藏是一个有权与其他强国互换外交代表的充分享有地方自治权的单独国家（a separate State in full enjoyment of local autonomy）。中国和西藏的关系不是一个中国单方面所能决定的问题。在此问题上，西藏有权与之（中国）谈判，而且如果需要，可以期待英国政府依据上述立场所给予的外交支持。”

　　美国不准备改变自己长期以来已经形成的对于西藏地位的认识和立场，尤其不愿意在抗日战争紧张进行之际，让西藏问题影响自己与盟国中国的关系。5月15日，美国国务院复函英国驻美国大使馆：

　　“关于西藏在亚洲的地位问题，承蒙英国政府善意地将其历来的态度予以说明。就美国而言，美国政府深知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其对于西藏拥有宗主权，以及中国宪法将西藏列入中华民国版图的组成部分等事实。本政府对于上述事实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美国政府相信，此时就西藏的地位问题进行任何详细的讨论都是没有益处的。”

　　尽管备忘录错误地把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称作“宗主权”，但是美国政府关于“西藏是属于中国的”这一认识十分明确。美国的态度令英国失望。英国驻美国大使哈利法克斯报告伦敦，在有关中国与西藏关系的问题上，美国方面不会给英国以任何支持。而英国政府的决策者们又十分清楚，英国必须“谨慎把握对于西藏自治的继续支持。……如果美国在西藏问题上站在中国一边，我们也许就将无力继续我们（对西藏）的政策”。

　　中英之间关于西藏地位的这场争论，并未轻易收场。但是鉴于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阶段依然坚持原则，在西藏问题上毫不妥协，而当时作为同盟国领袖的罗斯福总统又支持了中方的立场，英国政府从此不敢造次，再也没有哪位“大人物”敢称西藏为“独立国家”。1943年秋，中国外长宋子文访英，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交给他一件备忘录，申明“英国政府一直准备承认中国对于西藏的宗主权，但必须以西藏被视为一个自治邦为前提。”直到2000年，英国还在其官方白皮书中自诩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既不承认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也不承认西藏独立的国家”。2008年，英国感到再也无法坚持这一荒谬立场，由时任外交大臣的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发表书面谈话，表示英国不再坚持业已过时的“宗主权”，“视西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当年由英印总督寇松发明的中国对西藏“宗主权”之说，历时一百余年而告寿终正寝。

　　原文载于《中国西藏》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