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开始前往中国西藏及藏族地区游历或传教的西方旅行家、探险家或传教士中，有人撰写了各种游记或笔记。他们最早记述了西方人对于中国西藏、藏区和藏人的了解，并将其介绍给外部世界。其中有一个给自己起了汉文名字的美国人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威廉•伍德维尔•罗克希尔，1854-1914年），很可能是最早踏上中国西藏土地、最早接触西藏和认识藏族的的美国人。他肯定是当时美国、甚至整个西方世界最权威的藏学家之一。他对于西藏历史、语言和文化的深入了解，即便是在今天，也很少有西方人能够望其项背。他是第一位能够熟练运用藏语文、并且曾经和达赖喇嘛面对面交谈的美国人，也是第一位把西藏的情况直接报告给美国总统的美国外交官。在19世纪后半期以后进藏的美国人当中，柔克义的学识、阅历及其对于后世的影响，都远在其他人之上。

　　柔克义童年时期的家境并不很好。1863年，他们全家从美国弗吉尼亚移居法国巴黎。1872年初，在美国驻法国公使的帮助下，柔克义进入了有“法国的西点军校”之称的圣•希尔（St．Cyr）军校学习。在这里，他阅读了法国传教士古伯察神父（Abbe Huc）描述其19世纪40年代在西藏旅行、在拉萨传教的著述，受到极大的触动。据柔克义自己后来讲，对于西藏的初步了解令其产生了学习藏语文的愿望。古伯察在拉萨的传奇经历，使柔克义对那片遥远、陌生而又神奇的土地心向往之。时年18岁的柔克义，在远离中国西藏的欧洲大陆开始了藏语文的学习。

　　兴趣的驱使让柔克义的学习进步很快。他开始涉猎佛教，学习梵文。1883年，不到30岁的柔克义把一部藏文佛经《自说品》（Udanavarga）译为英文出版。次年，又把另一部藏文佛经《解脱经》（Pratimoks Sutra）译为法文出版。在古伯察的影响下，柔克义在欧洲时也已经开始了汉语文的学习。而这一切，据他自己后来说，在一定意义上都是为了进一步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和藏族的知识，以便有朝一日能够到西藏去，到拉萨去。

　　1884年，柔克义谋得了美国驻华公使馆二等秘书的职位，实现了他前往遥远的东方的梦想。在北京，柔克义结识了一位从拉萨来的喇嘛。在从1884年到1888年的四年间，他师从这位兼通藏汉两种语言文字的喇嘛，继续学习藏语文，间或也学习汉语文。

　　从1886年开始，已经升任公使馆一等秘书的柔克义屡次提出进藏考察的申请，却遭到他的上司、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的一再拒绝。田贝认为柔克义是不务正业，两人之间间隙日深。1888年，柔克义返美休假，得知田贝向国务院行文报告他不称职，便一气之下毅然辞去公职，返回北京，准备自费入藏。

　　柔克义的第一次西藏之旅是从1888年底开始的。在从美国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获得一笔资金，购置了必要的装备之后，柔克义于12月17日离开北京，打算由甘肃、青海一路前往拉萨。这次旅途的经过，成为柔克义后来所著《喇嘛之地，穿过中国蒙古和西藏的旅行笔记》一书的基本内容。他这本书的开篇第一句话就告诉读者：“西藏是我一生的兴趣所在。我从大学时代就开始阅读欧洲人写的为数不多的几本关于西藏的书籍。后来我开始学习汉语文，也只是为了将其作为一种手段，以便更多地了解那片土地和它的居民。”

　　时值1888年英国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后不久，柔克义十分清楚，当时中国政府不允许外国人擅自进入西藏。他在西宁躲过了清朝官员的盘查，于1889年2月14日抵达青海塔尔寺，赶上了那里藏历新年每年一度的酥油花灯节。他用生花妙笔描写了清朝的西宁办事大臣前来观看酥油花灯的情景。“正月十五（2月14日）西宁办事大臣（柔克义称之为‘安班’）和这一地区的中国高官们前来观看当晚在塔尔寺展示的酥油花灯。喇嘛们在他们途经的道路两侧盘腿席地而坐，排成长达半英里的行列，而寺院的长老则与其他僧官列队站立一旁，恭候安班和中国高官们的光临。”西宁办事大臣的随从吹着喇叭，打着黄伞，显示出清朝大员的气派。

　　在塔尔寺逗留了数周之后，柔克义继续悄悄南行，试图前往拉萨。他经过柴达木、青海湖和黄河源头，因用尽盘缠而被迫在距离拉萨400英里的地方折向藏东，经玉树、德格抵达康定。7月间，从雅安、重庆东行，于8月8日到达宜昌，走水路回到上海。此行历时半年多，行程4900余英里。返回中国内地后，柔克义连续写了数篇文章，发表在《世纪》（The Century）杂志上，随后，又整理出《喇嘛之地，穿过中国蒙古和西藏的旅行笔记》，详细讲述他这一次中国藏区之行的经历。尽管没有到达拉萨，此行还是给柔克义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在书末写道：“吃糌粑，喝酥油茶，还有其他我在‘喇嘛之地’享受的奢华生活，……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那样甜美的回忆。”

　　在这部游记中，柔克义记述了他沿途了解到的藏族习俗，例如天葬（Celestial Interment），也叙述了一些清代发生在西藏的重大历史事件，如清乾隆年间的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之乱。他说：“1751年，中国军队在西藏平息了一次由珠尔墨特那默扎勒挑起的叛乱。皇帝褫夺了他的封号，把政府交给由数位大臣（噶伦）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控制。委员会的首领是个喇嘛，人称‘藏王’。”柔克义十分准确地叙述了清乾隆帝废除珠尔墨特那默扎勒的郡王称号，设立以第七世达赖喇嘛为首的噶厦政府并任命噶伦的历史事实。

　　由于柔克义的游记既源自实地考察，又佐以史料记载，所以其它如驻藏大臣（安班）如何收受贿赂、决定“藏王”人选等等，都相当准确。当然，也有一些地方并不恰当。例如，柔克义把清朝的理藩院译为“北京的殖民部（The Colonial Office of Peking）”，就是错误的。据柔克义估计，藏区的全部人口在350万左右，其中大约200万居住在“拉萨王国（Kingdom of Lhasa）”，也就是汉文中的“西藏”。

　　作为一个学者和旅行家，柔克义较少有民族或种族的偏见。一般来说，他在自己的著述中只是客观地介绍他所了解的西藏和藏族。引用前人著述，也是同时介绍不同的观点。他对于藏传佛教的客观评价，甚至惹恼了美国的某些基督教团体，抨击他有亲佛教的倾向，并且一度影响到他后来的升迁。然而，他对于西藏深刻而独到的了解，却在日后为其赢得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和海约翰国务卿的欣赏与友谊。

　　1891年，柔克义的论文《西藏，源于汉文资料的地理学、人种学和历史学的概述》（Tibet, A Geographical, Ethn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Sketch, Derived from Chinese Sources）发表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上。同年年底，柔克义开始了他的第二次西藏之旅。此次，他以前任美国驻华公使馆秘书的身份，得到了清朝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签发的护照，获准前往甘肃、四川、云南、新疆和青海（柔克义称之为“处于西宁安班行政管辖之下的蒙藏地区”，the Mongol and Tibetan country under the administrative control of the Hsi-ning Amban）游历，但实际上并不包括西藏。柔克义认为，他可以顺利抵达那曲，拉萨则难以逆料。

　　柔克义计划从甘肃南部进入藏区，向西南方向前往拉萨，再经由锡金、尼泊尔离开西藏。此次的路线更为荒凉，柔克义还要有意避开牧民，以免被人认出告发受阻而无法到达拉萨。因此，旅途更加困难重重。他和仆人时时要为食物发愁。柔克义的笔记记载：“俗话说，一个蒙古人一年要吃3磅畜毛，一个西藏人一年要吃3磅沙子，一个汉人一年要吃3磅尘土。我现在就过着蒙藏汉相结合的生活，每餐都要与可怜的食物一起咽下畜毛、沙子和尘土。沙子尘土很容易吞咽，但是畜毛令人毫无办法，无论怎样咀嚼也不可能嚼碎。”1892年7月，在人无粮、畜无草，而且难以确定方位的情况下，柔克义只好放弃避开人迹悄悄前往拉萨的计划，向就近的牧民求助。随之，在距离拉萨110英里的地方被阻。柔克义在其笔记中称，他当时的位置距离日喀则还有10天的路程，距离英属印度边境还有不到25天的路程。“天命，这是天命！”这第二次西藏之旅仍然没有实现他前往拉萨的愿望，但是他却获准取道昌都返回内地，而不必原路折回。这使他有可能踏勘一片未知的藏区，从事民族学和地理学方面的考察。在昌都，当地的藏族头人热情招待了他和他的仆人，送给他一匹小马。离开时，还有10名士兵护送他。

　　前往昌都的旅途并不顺利，柔克义仍然遇到沿途藏民的阻拦。一次遇阻后，他同当地的藏族头人（第巴）发生了争执。柔克义后来在书中写道：“那个藏族头人对于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既不愿意给我派向导，也不愿意卖给我粮草。我告诉他，假如明天他还不能够把我带到中国人管辖的地方，并在那里找到地方官员护送我到昌都，我就要前往那曲，如果必要，前往拉萨，去见安班。我手上有大皇帝给我的护照。藏族头人说我不能到那曲去，那里是第巴雄（西藏地方政府）的地方，他们不让我在那里游历。我告诉他，……两年前有三个洋人到过那曲，而他们并没有护照。后来他们三人还是被礼貌地护送至巴塘。对于我的礼遇不应低于他们……我本应去拉萨找安班，只有他才有权决定我的行止。”

　　一番交涉之后，柔克义还是得以到了昌都。他称藏人首领彬彬有礼，但是态度顽固。那个藏族头人不断地重复说：“假如你不照我说的做，他们就会砍我的头，因为这里是第巴雄的地方。”此事一方面反映出柔克义与其他洋人一样，不顾中国的主权而随意在中国的领土上游历，另一方面也表明，柔克义凭借其在华多年的阅历，很清楚西藏与清朝中央政府之间的隶属关系，知道由于他持有清政府颁发的护照，便可以要求当地藏族官员放行。

　　1892年10月，柔克义再度回到上海。这次10个月的旅途，柔克义穿越8000余英里，翻过69个海拔14500英尺以上的山口，拍摄了300余张照片，收集了300- 400件植物学、地理学和民族学的标本，其中包括藏族的服装鞋帽、珠宝首饰和生活用品，保存在美国史密森自然历史博物馆（Smithsonian’s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这些成就使得柔克义名声鹊起，受到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关注。他应邀前往伦敦，结识了英属印度的间谍兼藏学家钱德拉•达斯（Sarat Chandra Das）。回到华盛顿后，柔克义得到海约翰等人的支持，于1893年重返国务院，在后来的三年中出任克利夫兰总统（President Grover Cleveland）的助理国务卿。1897年，对柔克义反感的传教士们成功地阻止了他出任美国驻华公使。然而海约翰和当时还是纽约州州长的罗斯福都已对他颇为赏识。

　　柔克义关于西藏的民族学论文于1895年由史密森学会刊行，题为《西藏人类学笔记——以美国国家自然博物馆收藏品为基础》（“Notes on the Ethnology of Tibet, Based on Collections in the U．S．National Museum”, Smithsonian Institute Report, II, 1893．）。这篇不足百页的学术论文附有52张照片，内容包括藏族的服装、鞋帽、饰物、武器、乐器、日常用具和宗教物品，等等。就在此文中，在介绍完西藏的地理位置之后，柔克义谈及西藏归属，毫不模糊地点明：西藏构成中华帝国整体的一部分（Tibet forms an integral por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

　　柔克义晚年向美国国会图书馆捐献了6000卷的“中国”文献，其中包括了满文、蒙文和藏文的书籍，以及一部1733年版的藏文大藏经《甘珠尔》。显然，他认为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都是中国人。

　　1900年8月，柔克义奉命作为美国政府的特使前往北京，与列强一起同清朝政府进行签订《辛丑条约》的谈判，展示出了他的外交才干。1905年3月，柔克义出任美国驻华公使。担任公使后，柔克义仍然著述不辍，于1905年出版了《15世纪至1895年中国与朝鲜的交往》一书，1907年在伦敦出版了依据藏文史料编译的《佛的一生》。由于柔克义身份的变化，他与中国西藏和后来与达赖喇嘛的接触，显然已经超出了民间交往的性质。但是柔克义依然具有外交家和学者的双重身分。就学术上的地位而言，柔克义是欧美中国学家中的佼佼者。据说，当时西方世界可能仅有的三个兼通汉藏语文的权威中，他便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其中惟一一个为世人所知的广泛涉猎藏传佛教文献的权威。

　　从19世纪末开始，柔克义多次进藏并试图前往拉萨。他的足迹遍及我国边疆蒙、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直到后来在五台山和北京多次面见十三世达赖喇嘛，并与之保持联系。他以自己的亲身游历为基础，撰写了若干有关蒙、藏等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宗教、语言方面的笔记、游记和论文。他坚实的藏汉语言功底与佛学知识，使他从开始就站在一个远高于一般西方探险家的起点上来了解和研究西藏。柔克义在中国西藏及藏区的活动，是在清朝后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方面已经在事实上干涉了中国的内政，另一方面，在客观上则有助于把一个真实的西藏告诉外部世界。而他对西藏的认识，日后又深深地影响了美国政府和西方的学术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