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巴拉的迷途：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人和事》一书的背景

　　“香巴拉”或者“香格里拉”，迷人的世外桃源和人间仙境，西藏的代名词。那里有雄伟的雪山巍然屹立，雅鲁藏布江奔流不息，明珠般的湖泊星罗棋布，金碧辉煌的喇嘛寺坐落在山间，信徒们虔诚地转着神山、圣湖，牧民放牧着成群的牛羊。

　　但是，2008年3月，在西藏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日光城”拉萨却发生了“3.14”事件，而后暴力活动波及甘肃、青海、四川等省的藏族居住区，中国驻外使领馆也受到冲击，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传递活动又受到干扰……诸多的事实让人们不禁想到十四世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和达赖集团。2009年以来，十四世达赖密集开展窜访活动，到欧美各地“讲经”、“弘法”，频频出现在媒体和镜头前，并时时不忘抛出一些攻击我党和政府西藏政策的言论……这些都使十四世达赖喇嘛成为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对此，国内有关他在21世纪初的情况较少介绍，很多人也迫切地想知道：十四世达赖喇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近些年到底在国外做什么？

　　《香巴拉的迷途：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人和事》应运而生，此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三位学者——历声研究员、孙宏年研究员、张永攀副研究员完成，并于2011年6月出版。说到《香巴拉的迷途》，孙博士满脸自豪：“这本书的英文版本目前也正在编译中，不久将面世。我们还考虑编译更多语种版本，让更多的外国友人认识达赖的真面目，了解真实的西藏。”

　　《香巴拉的迷途：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人和事》，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三位学者——历声研究员、孙宏年研究员、张永攀副研究员

　　十四世达赖“叛逃”之关键在于其是旧西藏的“总代言人”

　　《香巴拉的迷途》一书中，对于十四世达赖的“叛逃”，孙宏年一语道破天机：“1959年前后，十四世达赖喇嘛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变化，主要是因为他没有坚守自己曾经有过的爱国爱藏、‘慈悲为怀’、进行变革的立场。”

　　孙博士接着细致深入的讲述到：“1956年之前十四世达赖曾经设想通过改革，推进西藏的进步，但是他身边的大农奴主反对改革，害怕失去既得利益，他也受到了影响，在爱国、进步的道路上却开始有点摇摆、退缩。就他自己的家族而言，在青海时还是普通的人家，有时还要担心挨饿，由于他成为达赖，才到了西藏，不但他成了人人崇敬的最高统治者，而且在不到20年的时间，家里也得到了大片的庄园、财产，连她的母亲也在远在山南的隆子县得到三处庄园。”

　　孙博士的数据说明了一切：“1959年前，他的家族在西藏拥有27个庄园、30个牧场和6000多个农奴，每年能从这些农奴身上收取青稞33000多克（当时的每克合今天的14公斤），酥油2500多克，牛羊300头（只），氆氇175卷，藏银200多万两。他的家人反对改革，害怕改革中失去这些得来不易的庄园、财产。因此，他在1956年底1957年初访问印度时就出现了思想波动，1959年又在思想徘徊、动摇中出境。”

　　孙博士不禁感慨，流亡境外50多年间，十四世达赖逐步沦为“旧西藏极少数封建农奴主利益阶层的代表”，他部属中的“藏独”分子更把1959年3月前百万农奴受到残酷剥削、压迫的旧西藏美化成为“人间天堂”，在国际社会进行欺骗性的宣传。事实上，他自己在一些书，如《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中也认识到旧西藏的黑暗，表明了当时对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广大农奴人权的践踏，不但不是“人间天堂”，反而是黑暗的中世纪式的“人间地狱”。很遗憾的是，他自己曾经有过改良社会、变革制度的设想，却因为立场摇摆，不但没有实施这些设想，反而在流亡境外后竟然被国际反华势力和“藏独”分子视为旧西藏“美好社会”的“总代言人”。

　　十四世达赖为何能获取“西方支持”？

　　1959年以来，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境外，在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得到支持，包括各种“奖项”、“荣誉学位”，数以百万计的巨额资金资助，多次的“访问”、“讲经”、“弘法”机会，其本质又是什么呢？

    根据孙宏年的分析，西方国家和我国周边某些邻国之所以支持、资助十四世达赖喇嘛和“藏独”势力，至少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一是西方某些大国从意识形态对抗和“冷战”思维出发，长期支持我国台湾、新疆、西藏等地区的分裂势力，竭力遏制中国的发展。“冷战”结束后，欧美一些大国和我国的邻国害怕中国的迅速发展，仍然从“冷战”思维出发，利用“台独”、“藏独”和“东突”分裂分子活动牵制中国。据不完全统计，仅1989-1994年的六年中，美国政府便以多种名目，向“藏独”势力提供经济援助累计达875万美元。日本、印度则因同中国有领土、岛屿纠纷，其国内一些人长期叫嚣利用“藏独”、“疆独”等势力牵制中国。

　　二是欧美国家的一些主流媒体、社会“名流”和“援藏组织”出于各自的目的，支持“藏独”活动。欧美国家的一些媒体出于负面新闻吸引读者眼球的功利目的，或者从“妖魔化中国”才符合“对华报道红线”的“传统”出发，往往无视中国西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等事实，大量引用“藏独”分子伪造的所谓“数据”，报道中国西藏时充满了负面新闻或假新闻。这在2008年拉萨“3?14”事件后西方媒体的种种表现就是典型例证。不仅如此，西方国家一些影星、“名流”支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和“藏独”活动，大约300多个形形色色的“援藏组织”也分布于全球50多个国家，他们通过所谓的文化、宗教活动和影视作品支持“藏独”分子的活动。这就在表面上形成了媒体宣传与“名流”、“援藏组织”共同支持“藏独”的局面，尤其是每年3月前后，对于一些普通民众产生了负面影响。

　　三是欧美国家一些民众对东方文明和中国西藏地区的宗教、文化充满向往，关注并渴望了解这些文明、文化，但却被错误的信息迷惑、误导。比如说，2011年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郝时远研究员率中国藏学家代表团访问欧洲四国，即拉脱维亚、立陶宛、荷兰、爱沙尼亚，在一些大学就有人询问西藏的文化、宗教，一位大学生还充满神秘感地询问喇嘛、活佛能否用法力阻止地震发生。在代表团中，青海省塔尔寺的宗康活佛是主要成员，这些国家的学者、民间人士也对他表现出景仰之情，认真地请教有关藏传佛教的有关问题。而且，欧美国家的一些人还是藏传佛教信徒，可是他们不一定有机会亲自到中国西藏等地区旅游、考察，又受到本国媒体的影响，认为藏传佛教是东方文明的组成部分，并想当然把十四世达赖喇嘛视为藏传佛教的代表——事实上他只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大活佛之一，因此他们中有一些人会从宗教、文化的感情上支持十四世达赖喇嘛，甚至从同情“弱者”的立场出发，同情“藏独”分子。

　　何处是归途？

　　《香巴拉的迷途》的结语，作者以“何处是归途”为题，感慨十四世达赖颠簸流离的“叛逃”历程，希望他“回头是岸”。也正如孙博士所说，此书以疑问句结尾，表示人们在等待十四世达赖关于今后之路的决定，希望他能停止分裂祖国、破坏藏区安定与繁荣的所谓“事业”，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认清形势，正视现实，走出“西藏独立”的幻想和迷途，找到真正的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