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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与九世班禅的交往

发布时间:2021-03-07 23:58:00来源: 中国西藏网


九世班禅与张学良合影(喜饶尼玛提供)

  1923年11月15日,九世班禅因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矛盾激化,被迫离开西藏,出走内地。九世班禅穿越藏北无人区及青海部分地区,历经千辛万苦到达内地,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享受了极高的礼遇。九世班禅来到内地后,拥有了更好的活动平台。同时,因为当时国家面临的内外危机,九世班禅以宗教领袖的身份担负起一定的政治使命,与民国政要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有了很多交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藏等各民族间的关系。

  张学良在晚年的一次访谈中,特别提到九世“班禅跟我关系很好”“那时他(指班禅)与达赖有矛盾,被挤出来了。他去内蒙经过沈阳,后来又回到沈阳,带来好多人,我帮助过他,给他发薪水,住房啊,火车票啊,都免费。”

  1926年秋,九世班禅决定到奉天(1929年改称沈阳)。张学良得知这一消息后,即令当时的奉天省(即今辽宁省)省长做好迎接班禅的筹备工作。省长公署此前专门向蒙藏院了解接待办法等,并且专门成立了招待班禅事务处,下设四个部门,负责日后班禅在奉天时的活动安排及日常生活。

  1926年12月22日,九世班禅一行由北京经天津到达奉天。各界在京奉铁路奉天总站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军界营长以上军官、官署简任以上官员、商界会董以上、教育界校长以上的教师到场参加欢迎仪式。对于九世班禅至奉天的盛况,《盛京时报》以“班禅喇嘛二十二日莅奉”为题,作了长篇报道:当局在班禅专车到来之前,安排官员、蒙古王公、皇寺掌印达喇嘛,以及省城所有机关单位、工厂、学校、寺庙等各团体代表齐聚车站迎候。

  当九世班禅专车徐徐到达之时,军乐队齐声奏乐、卫队警察举枪敬礼。张作霖的代表,省长、各高级军政长官等上火车向九世班禅鞠躬以表欢迎。九世班禅下车后,坐上八抬大轿,火车车厢至轿前均用黄布铺地。为安全起见,第八师奉命派出一个连的兵力常驻皇寺后楼守护。

  九世班禅在奉天期间享受到了极高的待遇。当局为解决九世班禅的活动经费,每月支付九世班禅自用现大洋3000元,香火费1000元,公用开支费6000元,月计万元。九世班禅带随员外出讲经等,专车由省长公署随时预备,所需一应俱全,并由警员安全护送。省政府为此专门成立了将近60人的护卫队,所有队员发统一队号以资识别,队号黄底红字,上行印汉语:宣诚济世;下行用藏文印:班禅额尔德尼护卫,队部就设在皇寺后楼。省里还特地给招待班禅事务处发钤记一颗,文曰:“招待班禅事务处钤记”,以便事务处更好地处理有关九世班禅的事务。此外,省电话局还免费为招待班禅事务处安设了多部电话。

  在奉天期间,受到了政府和民众的欢迎,得到多方面的关怀照顾,让漂泊中的九世班禅感受到了温暖。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身亡。8月27日,九世班禅应张学良所请从内蒙赶往奉天诵经超度。此后,九世班禅受张学良之请,以“疏通蒙古专使”名义前往海拉尔,以宗教宣化收拾人心,参与处理呼伦贝尔事件。

  这期间,张学良与九世班禅相互帮助,各尽其力。九世班禅从奉天出发去往内蒙从事佛法活动,尽管由于连年发兵入关,军费浩繁,入不敷出,刚刚主政东北的张学良还是拨了一笔费用作为九世班禅的活动经费。并明确规定从1928年9月起,发给九世班禅月俸大洋数千元。当时,九世班禅虽远离奉天,经张学良批准,设立了九世班禅驻奉天办事处,任命大卓尼钟苏郎为处长,发给月俸。九世班禅在内蒙期间,不时派人往来四洮铁路,为此,张学良委托省长专电有关部门,给九世班禅行辕四洮铁路火车头、二、三等长期免票各三张。

  1929年11月8日,应张学良之邀请,九世班禅从内蒙返回时,张学良特派李少白带汽车十五辆到内蒙贝子庙迎接,还特意指示各界一切要按照民族风俗礼节来欢迎,用心可谓良苦。在九世班禅到来的前几天,大西关至帅府沿街机关、商号门前均挂五彩旗帜。张学良亲自将九世班禅迎进帅府,为其设宴洗尘。晚上还在北陵别墅正式接见了九世班禅,谈笑风生,长达两个小时。此后的10个月,九世班禅就一直驻在沈阳(即原奉天)经过内部重新装修的皇寺。这期间,九世班禅还应国民政府及张学良的要求,处理相关事务,“就近开导并宣达中央对蒙之善意,俾共明了真相,以固其向内之心,得防患于未然”“藉以晓谕内蒙各旗共筹警备办法而维漠南治安”。

  1930年2月,九世班禅在沈阳度过了47岁生日。

  辽宁各界特组织公祝九世班禅寿诞委员会,于2月11日在省教育会(皇宫旧址)举行公祝典礼,由张学良主持。沈阳各商号当天一律悬旗一日,教育会门前搭有黄布彩楼。东北最高机关如政务委员会边防司令公署、省政府及各军政学界之要人,均齐集该会。九世班禅偕重要随员出席庆典,接受众人的祝贺。这恐怕是九世班禅在内地奔波的15年中难得的一次隆重的庆寿活动。九世班禅身处战乱时期,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此次活动无疑是一份厚重的安慰。庆寿礼堂设在迪光殿,上陈法座、地铺黄毯,椅披缎绸五彩寿文,两旁悬挂缎制对联,文说:“名也利也大乐也,福乎受乎多德乎。”中间悬挂张学良题赠的“法身常住”四字匾额。气氛热烈、祥和。典礼结束后,九世班禅还在诸多地方政界要员的陪同下前往嘉英堂观剧。九世班禅感慨地发表演讲,特别提到“今者班禅生辰,张司令长官即省府臧主席以下各文武官长,各法团各绅士,不顾春节庆乐,政务纷忙,推诚厚爱,集会庆贺,承领,感谢无已。班禅虽为黄教领袖,无非代佛祖传授衣钵……自平到辽,先后已历四载,端赖东北四省官民之协助……此盖出自张司令长官热心国事,关念藏土,惠爱远人,扶持正教,有以致之也。”

  九世班禅从1926年12月21日初次来到奉天,断断续续将近六个年头,多次在奉天(“东北易帜”后改称沈阳)与内蒙之间来来回回,不仅忙于弘法事业,还时刻关注国内局势,派人调解军阀之间的战争;同时尽力协调民族纠纷。九世班禅在给国民政府的电报中表示,其所为“得各蒙旗王公贝勒及僧俗人民等之热烈信仰,倾心内向。内蒙治安,已无虑矣。嗣后仍祈中央对于内蒙各旗,加以怀柔维护,以坚其心”。期间,九世班禅还多次通电全国,为民族团结与消弭战事奔走呼号。

  九世班禅与张学良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九世班禅在内蒙时,也会经常通电,嘘寒问暖。为九世班禅安全,张学良还曾送其不少枪支。九世班禅最后一次从沈阳离开前往内蒙时,曾致电正在外地的张学良:“班禅自从来沈,备承优遇,东道隆情,铭感无似”。张学良的回复是:“年来台旌驻沈,既疏于招待,不日火车远行,复未能话别。承电言谢,益用歉然。临行时如有所需,尚希见告,幸勿稍存客气也。”两人交往之密切可见一斑。


1931年国民大会,张学良与九世班禅(喜饶尼玛提供)

  张学良与九世班禅交往的这段佳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各民族间的关系,是历史上值得关注的一页。(中国西藏网 特约撰稿/喜饶尼玛)

(责编: 王智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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