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都地区，古称“康”或“客木”，与“卫”、“藏”、“阿里”分指前后藏和西部阿里一样，是特指藏东一带。那里的人被称为“康巴”，男人则被叫为康巴汉子，伟岸、强悍。一位史学家说，康巴人强悍与其生活在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地形结构有关。昌都地处横断山区，三条大江与三列大山相列布分，平行骈走。自西而东三条大江依次是：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列大山则是伯舒拉岭、他念他翁山、达玛拉山—芒康山，真是山岳纵横，峡谷急流。同样，那里的历史也深厚悠长。

　　卡若遗址让昌都出了名

　　卡若遗址应该说是青藏高原的历史遗迹，但是它在昌都附近出土，让昌都大大的出了名，也让昌都地区的历史有了丰富考古的内涵。

　　昌都卡若遗址1977年发现。位于昌都县城东南处的卡若村，海拔高度3100米，在澜沧江西岸的二三级台地上。1978年进行了首次发掘，共揭露遗址面积230平方米，1979年再次发掘，揭露面积1570米。考察完后，又回填保护起来。人们今天再来到那里，只有一块木牌记载了那次重大的考古发现。

　　卡若遗址是我国最西部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代表的原始文化具有深厚的地方色彩。在那里出土的石器、陶器及建筑遗址说明，早在四五千年以前，昌都一带已处于农牧社会，初级的村落反映了藏族氏族社会的共同特点：两个已成为亲属关系的氏族部落群体已开始了定居生活，他们的地面建筑，是藏族传统碉房的前身。而且他们用砾石和砾石片制成的大量石器，既有明显的中国北方草原的风格，也有属于中国南方及东南亚石器时代的早期文化传统。与卡若遗址相印证的是八宿岩画，该岩画位于八宿县城以西６公里处的嘎学岩。岩画在巨大的岩石上雕凿而成，有日月、人物、动物、佛塔、和藏文字母，画风古朴，为不同时期先后完成，它用形象的画面为研究昌都早期社会形态和生活提供了具像的原始资料。

　　卡若遗址的发现，彻底地否认了某些西方人类学家认为直到新石器晚期西藏才有人居住的错误结论，展示了西藏特别是昌都地区四五千年前的原始文明。后来同属卡若文化范畴的烟多遗址、小恩达遗址的发现，更补充了昌都地区古文化的灿烂。

　　任乃强先生考证：昌都为东女国所在地

　　昌都，在唐朝就有记载，当时称“康”、“洽木多”。昌都，藏文的意思是指水岔口，也就是指扎曲和昂曲两水的岔口了。

　　《旧唐书》记载：“东女国，西羌之别种，以西海中复有女国，故称东女焉，俗以女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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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境东行九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大小十余城，其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为船以渡。”据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考证，“康延川”，即今昌都一带，“弱水”，即今澜沧江，所谓“大小八十余城”，谓其国辖有八十余“纵”，即农业聚邑。大抵而言，“昌都、察雅、类乌其、八宿、察洼龙、盐井、门空、贫台，北至隆庆，西达丹达山之地，皆旧东女国境。”史学家还告诉我们，苏毗这个原居于青藏高原西北部的部族后来逐渐东扩，一度也抵达昌都西北部一带，在现如今丁青一带还有许多传说是古代孙波（苏毗）居住的建筑遗迹。

　　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崛起后，不仅征服了雅隆河谷各部落，而且一直打到康区，收伏了东女、苏毗等国，昌都一带为吐蕃王朝所占领。据《智者喜宴》记载，松赞干布曾在昌都建立过18个采邑，并赐封土地。刻于公元814年的察雅仁达摩崖石刻文中的“大蕃国”，就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些情况。

　　当时，青藏高原中的交通网中唐蕃古道最为重要，其中川藏道南北两条都在昌都会合，然后北道取那曲到拉萨，南取林芝到拉萨。在昌都地区，一直广泛流传唐代两位公主进藏途经昌都的传说。在芒康盐井扎国徐沟里的一块巨石上刻有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尺尊公主及大臣的雕像；在邦达的朗巴朗则殿堂供奉有据说是文成或金城公主进藏时雕刻的大日如来佛像；而在察雅旺布仁达丹玛摩崖造像，更是集中地反映了唐朝公主进藏的相关内容。

　　元朝在昌都的建制：朵甘司宣慰使司

　　公元13世纪，元朝将西藏归入祖国版图以后，在中央设置了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统管西藏政教事务，宣政院下设立了3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其中朵甘思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负责管理现今的昌都、阿坝、甘孜一带。

　　当时昌都一带处于部落头人占地为王，各自为政，互不统辖的割据状况。而元朝扶植的萨迦教派势力，主要在卫藏等地，对昌都影响不大。因此，元对昌都的管理，更主要的采用羁縻抬扶的办法，即设其政而不改其制，在昌都地区分封了大量当地头人为千户、万户，让他们进行治理，是一种很宽松的统治方法。在今天的西藏档案馆里，还存有一枚被称为“亦思麻儿甘军民万户府”的印章，可见出当时元中央在昌都芒康一带曾设立过万户机构。又据藏文典籍记载，昌都沙贡地方董氏家族有一人，曾在八思巴手下干过，后被任命为朵康的“谢本”，即总管。而当地的一些著名大土司，德格土司、白利土司想必都受到过分封，不知他们的家族史中可曾记载。

　　星星点点的遗迹告诉人们，元朝对昌都的管理，虽然不像卫藏地区设13个万户府，但也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行使着管理的权力。

　　值得一提的还有噶举派第二世转世活佛噶玛拔希在昌都一带传教建寺，他在川西北的巨大影响不仅促进了萨班和八思巴奠定的西藏归附元朝的进程，也直接推动了康区一带对元朝的归附。正因为他与元王室的密切关系，得到蒙哥（元宾宗）的召请，并赐给昭书印章，同时还赠送了一顶金边黑帽，这顶帽子后来就成为噶玛噶举黑帽派的缘起。

　　明朝继承了元朝的传统，在昌都一带设置朵甘卫指挥使司，依然是分封寺庙上层人士、部落酋长与各大头人管理地方事务。此时，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卫藏兴起，其影响逐渐深入康区，昌都第一寺强巴林寺兴建。明中央施行的“多封众建，尚用僧徒”在昌都的体现是，噶玛噶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得银协巴第一个赴京接受明皇帝的册封，被封为“大宝法王”，从此“法王”成为藏传佛教高僧的最高名号。后来，明王朝皇帝又将昌都地方高僧馆觉封为灌项国师，两年后封为护教王，为西藏五大护教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