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我们取得的成就，来之不易。我们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我们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巨大的牺牲，也曾经受重大的挫折和磨难。

　　改革开放，迎来了《格萨尔》事业新的春天。

　　1979年，在召开第四次文代会期间，周扬、钟敬文、贾芝、黄静涛、程秀山、毛星、马学良、王平凡、王沂暖等民间文艺界的领导和专家学者，向中央有关部门积极呼吁，要求为《格萨尔》平反，为受到错误的批判斗争、蒙冤受屈的同志平反昭雪，重新开展《格萨尔》的抢救工作。

　　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为《格萨尔》平反，在政治上彻底为《格萨尔》事业的发展扫清了障碍，铺平了道路。在我国藏族和蒙古族地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了更大规模的《格萨尔》“抢救”工作，涉及面几乎达到半个中国。

　　但是，很多年轻人并不知道，重新开展《格萨尔》工作时是多么的困难啊，在一片废墟上艰难起步。从某种意义上讲，比50年代开始搜集整理时还艰难。那时还有很多原生态的东西，有很多民间说唱艺人，有很多手抄本、木刻本在民间流传。虽然当时人们并没有认识到它们的价值和意义，但也没有遭到人为破坏，自生自灭，顺其发展。

　　而在“文革”，甚至更早一些时候，《格萨尔》就遭到错误批判，被打成“大毒草”，破坏严重。很多从事《格萨尔》工作的领导同志遭到批斗，甚至像扎巴、桑珠、才让旺堆这样贫苦农奴出身的民间艺人，也遭到批判斗争，让他们保证以后再不唱诵“大毒草”《格萨尔》，那些民间艺人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就让他们在“保证书”上按手印。所以，在重新开展工作时，很多人依然心有余悸，顾虑重重，举步维艰。

　　尽管如此，广大的《格萨尔》工作者和领导人并不气馁，很多老同志自身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他们却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不顾年迈多病，怀着高度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开始了抢救工作。我清楚地记得，很多会议是在老同志的病房中召开的。

　　1980年4月，国家民委和中国社科院在四川峨眉山联合召开第一次《格萨尔》工作会议，被称为“峨眉会议”。此次会议旨在《格萨尔》工作领域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拨乱反正，开创《格萨尔》工作新局面。这是新成立的少数民族文学所开展的第一项重要的活动。

　　不久，经中宣部批准，决定由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文联共同组成《格萨尔》工作协调小组，协调、组织和推动全国的《格萨尔》工作。

　　经中宣部批准，1983年3月在广西桂林召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第一次将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列入国民经济建设的总体规划。会议经过认真讨论，一致通过将《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和《藏族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列入“六五”期间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当时，整个少数民族学科，只有这两个项目。这也说明《格萨尔》和藏族文学事业有她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是党和国家整个西藏工作和民族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将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课题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具有重要意义。从那以后，在“七五”“八五”“九五”到“十三五”期间，都有关于少数民族的科研项目纳入国家计划，而且一次比一次多，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我国少数民族的亲切关怀和高度重视。这对我国民族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1984年2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向中宣部呈送《关于加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格萨尔>工作的报告》。同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资料搜集工作的通知》，同时向全国批转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通知》指出：“‘六五’期间的工作重点，仍应放在对民族地区民间文学的抢救上面。各有关省、自治区要加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格萨尔>的抢救工作。”

　　这是中宣部对《格萨尔》工作发布的第二个文件，对促进和指导《格萨尔》工作产生了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提出，为了进一部加强《格萨尔》工作，决定撤销原来的“协调小组”，成立“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指导和领导全国的《格萨尔》工作。“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由国家民委、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社会科学院四个部门的领导和《格萨尔》流传地区的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内蒙古、新疆等七个省区的有关领导共同组成，办公室设在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具体负责处理日常工作。

　　与此同时，在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内蒙古、新疆等七个省区，都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统一规划，分工协作，共同完成这一艰巨而又意义深远的文化事业。

　　迄今为止，就一个课题，一个学科研究项目建立全国性的领导机构，并跨越两个世纪，在全国范围来说，也仅此一项。

　　昔日乞丐，今日国宝

　　开展抢救工作，重点在说唱艺人。为了深入开展民间艺人说唱本的搜集整理、编纂出版和学术研究，1984年，在拉萨召开了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内蒙古、新疆七省区的《格萨尔》说唱艺人演唱会。这是第一次举行全国性的《格萨尔》说唱艺人演唱会，扩大了学术影响，提高了艺人的社会地位。

　　在这次演唱会上，西藏自治区党委、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领导同志以及与会的各民族《格萨尔》工作者共同庆祝著名说唱艺人扎巴老人79岁诞辰，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玛和各族歌手引吭高歌，真诚为老人祝福。这是在旧社会饱经苦难的扎巴老人第一次过生日，那么庄严，那么隆重，那么热烈，那么亲切，那么和谐，老人非常激动。

　　1986年，在北京召开了《格萨尔》工作总结、表彰大会，扎巴、桑珠等一批优秀的藏族、蒙古族说唱艺人和《格萨尔》工作者受到表彰。扎巴老人这位旧社会饱经风霜、遭受歧视、备受苦难的说唱艺人深受感动。昔日乞丐，今日“国宝”，抚今忆昔，老人感慨万分，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生活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幸福。老人表示回西藏后要更加积极、更加认真地做好记录整理，为发展我国的《格萨尔》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1991年，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并进一步推动《格萨尔》工作，在北京举办了《格萨尔》工作成果展，国家民委、文化部、中国文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举行《格萨尔》说唱艺人命名大会，追授已故《格萨尔》说唱艺人琶杰和扎巴为“卓越的《格萨尔》说唱家”，授予桑珠、玉梅、才让旺堆、罗卜桑等艺人为“优秀的《格萨尔》说唱家”，由政府部门和学术文化团体正式给说唱艺人命名为说唱家，这在《格萨尔》发展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使他们受到极大的鼓舞。1991年，由于较好地完成了“六五”规划，《格萨尔》课题组受到国家科委的表彰。

　　1993年2月25日，北京市召开“民族团结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由北京市民委推荐，《格萨尔》课题组被评为北京市先进集体，降边嘉措作为学科带头人，被评为先进个人，受到表彰。

　　1994年，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全国民族团结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由于《格萨尔》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绩，课题组被评为先进集体，受到国务院的表彰。

　　为了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向世界充分展示我国在《格萨尔》工作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社会科学院向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提出申请，将《格萨尔》诞生两千周年活动作为2002年-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的参与项目。

　　2001年10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第31届大会上，一致通过此项提案。这是2002——2003年度我国所获得的唯一一个项目。它充分说明我国的《格萨尔》事业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和高度评价，同时也在学术文化领域为我国赢得了声誉。

　　2006年，《格萨尔》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向各民族的广大读者介绍《格萨尔》，介绍与《格萨尔》有关的藏族文化知识，充分展示雪域文化多姿多彩的风貌，这对于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提高全民族的整体素质，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增强祖国大家庭的凝聚力、向心力和亲和力，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就有计划地、有针对性地招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培养青年才俊，《格萨尔》事业后继有人，薪火相传。现在，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支以藏族为主，有汉族、蒙古族、土族、回族等几个民族成分，包括说唱、搜集、整理、教学、翻译、出版、学术研究在内的老、中、青三结合的《格萨尔》工作队伍。发表了一批有一定学术水平的专著和论文。著名说唱艺人扎巴、桑珠、才让旺堆、昂仁等人的说唱本已经录音，正在陆续整理出版；古如坚赞、达瓦扎巴、斯塔多吉等优秀艺人的说唱本已经录音或录像保存，正在陆续整理出版。翻译工作也已启动，并取得初步成绩。

　　过去，藏族地区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岭国每人嘴里有一部《格萨尔》。”岭国，泛指古代雪域之邦。说明《格萨尔》流传之广。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共搜集整理并编辑出版了藏文《格萨尔》120多部，600多万册。按藏族人口计算，平均每人一部《格萨尔》。从前没有条件整理出版，只能在民间口耳相传，所以“每人嘴里有一部《格萨尔》”，现在科学技术发展了，能够编辑成册，“每人手里有一部《格萨尔》”。在藏族文化史和出版史上，从来没有一部著作有《格萨尔》这样的发行量。这种情况充分说明《格萨尔》流传广泛，影响深远，深受群众欢迎。

　　不少国内外学者认为，《格萨尔》的事业发展很快，已成为中国藏学领域和民族、民间文学领域成绩最突出的一个学科。我认为这不是溢美之词，实事求是地讲，《格萨尔》已成为我国藏学、乃至民族民间文化领域成绩最突出、最有生气、最为活跃的学科之一。她潜在的巨大学科优势、深厚的文化内涵、丰富多样的社会功能，也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格萨尔》这部古老的史诗必将焕发出新的艺术生命力，在继承和弘扬藏族优秀文化传统、建设民族新文化的宏伟事业中，必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