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宋宪萍教授在《国家治理》周刊撰文指出，中等收入群体既有消费愿望，又有消费能力，同时消费又较为成熟和理性。尽管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在4亿人左右，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但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以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依然面临着诸多难题。

　　一是中等收入群体的相对比例比较低。虽然从人口的绝对数量来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数量最大，但是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与一般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的比重大幅低于发达国家。要达到理想的社会结构，中国需要至少7亿到11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而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处于高位，阻碍了中等收入群体的形成。我国的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后，2009年开始呈现波动下降态势，2015年下降到0.462。然而，从2016年开始，收入差距略微小幅度反弹，2018年升至0.468，2019年又下降至0.465。按照基尼系数的国标标准，大于0.4界定为收入差距较大，这表明过去10来年居民收入差距基本上处于高位徘徊波动状态，这种“哑铃型”的社会结构显然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

　　二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构成不合理。我国高收入群体一般是以财产性收入为主，中等收入群体则是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工资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速密切相关。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供应链的断裂和逆全球化的现状，直接导致了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低迷，尽管我国保持经济稳健态势，但是经济增速下滑将对中低收入群体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受到经济低迷影响最大的将会是中低收入群体，这会直接拉开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

　　三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模式存在风险。近些年，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持续处于快速增长区间，2008年末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仅为17.9%，而到了2021年一季度末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已达62.1%。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我国这一杠杆率水平虽低于发达国家平均值，但已高于新兴市场国家平均值，并已超过德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与日本的差距也在逐渐减小。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债务水平较高，购房支出作为家庭中最大的开支，促使中等收入群体要拿出收入中的很大比重来进行还贷。而随着改善型住房需求的上升，住房贷款在家庭金融结构中的比重进一步上升。这种透支未来的消费模式使得这部分人的消费受房价等因素的影响而具有不确定性，很难发挥消费的主导作用。按照世界银行“家庭人均每天支出10—100美元”标准衡量，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人均日支出绝大多数在10—30美元区间内，与欧美发达国家中等收入群体相比，消费层次相对较低。因此，这种由于脱实向虚而引起的收入提高并不具有稳健的风险防御能力，一旦金融性行业有风吹草动，将直接带来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贬值压力。

　　总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既要破除长期以来影响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问题，又要妥善应对新情况、新问题，真正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这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挑战。